咸宁，日军警备司令部里，警备司令渡边表情严肃地对自己的部下传达着命令：
“诸位，我刚刚从军部开会回来，军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从本地征收40万担粮食，押运到武汉。帝国海军会负责从那里把它们运回日本本土。”
“40万担？”在座的日军指挥官们一下子炸了锅，“去年的任务不是只有20万担吗，今年怎么翻了一倍了？”
“司令官，过去我们征收20万担，已经是把当地中国百姓手里的余粮都征用了，留给他们的粮食仅够糊口。如果这次要征收40万担，就意味着要把中国百姓的口粮全部征走，估计会激起很大的反应的。”说话的是临江据点的指挥官原山，他本是警备司令部的参谋，现在下放到下面的据点当指挥官去了。对于咸宁地区的人口和资源情况，他了解得比较透彻，知道这个40万担的指标高得有些离谱了。
渡边解释道：“诸位，目前帝国的经济十分困难，为了支持大东亚圣战，国内的青年男子都已经拿起枪走上了战场，国内只剩下妇女、孩子和老人，他们节衣缩食支持我们在前线打仗，但即使是这样，粮食也已经严重不足了。华北地区这两年都是大旱，粮食减产严重，加上八路军的干扰，帝国在华北征粮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所以不得不加大我们华中地区的征粮任务。”
“可是，我们这里也很困难啊。”说话的是山阳据点的新任指挥官江川次郎，“在我的山阳据点周围，全都是新四军的活动区域，甚至于民兵也很猖狂。我们的士兵少于一个小队是不敢外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征粮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江川次郎说的情况，在整个咸宁地区都是普遍存在的。他这样一说，其他的军官们也都叫起苦来：
“岂止是外出啊，我们呆在据点里都不能保证安全，更不用说出去征粮了。”
“现在我们周边的中国百姓，连老太婆和小孩子都会开枪。”
“如果没有配合，我们连原来的征粮计划都完不成，再增加任务，我们只有剖腹自杀了。”
去年，突击营渡过长江，在咸宁开辟了新的战场，广泛地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突击营就发展出了几千民兵，扫除了日军在各村镇建立的维持会等组织，建立起听从突击营指挥的抗日救国会，把咸宁周边变成了自己的游击根据地。
长沙战役之后，突击营继续在咸宁经营，不断地骚扰当地的日军，一些小的日军据点都被突击营拔掉了。鉴于这种情况，渡边不得不收缩兵力，把小据点合并成大据点，每个据点里起码驻扎一个中队的日军，而且每个据点都修有坚固的炮楼，四周挖着壕沟，几乎像个乌龟壳一般。
日军缩在乌龟壳里，突击营倒也懒得去捣乱，毕竟要攻打这种坚固的据点还是有些难度的，而且一旦打起来，周围的日军很快就会来增援，突击营就容易陷入被动。不过，突击营也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在据点外守着，一旦有落单的日军士兵从据点出来，基本上都会成为突击营的盘中之餐。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江川次郎说的情况，少于一个小队的日军是不敢离开据点的。
在许良清开展扩军运动以来，突击营的活动更加频繁了，有时候甚至干脆就在日军据点的视野范围内进行操练，还拿日军据点上的膏药旗作为练习射击的靶子。据点里的日军一点脾气也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突击营飞扬跋扈。
“这都是天谷直次郎刚愎自用的结果。”渡边愤愤地说道，当着天谷直的面，他是不敢这样说的，但现在是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发几句牢骚也无所谓，“去年长沙会战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利用帝国两个野战师团在咸宁集结的机会，彻底消灭新四军的势力。但天谷直一心只想打通交通线，错失了良机，给我们现在造成这么大的被动。”
在场的日军军官们都黯然无语，这是领导们之间的矛盾，他们这些小人物还是不掺和为好，他们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这40万担粮食的任务会如何分配给各个据点，而他们又如何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日军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上级下达的任务未能完成，等待他们的将是非常严厉的处罚。
“司令官，我认为，单靠我们每个据点的力量，要完成这样的征粮任务是不可能的。”原山说道，“我们目前对于辖区内的中国百姓没有威慑力，当地的维持会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我们如果要进行征粮，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即使我们整个据点一起出动，到村子里去征收百姓的粮食，中间的运输过程也是非常耗费时间的。万一新四军突击营对我们发动突然袭击，我们就很难应付。”
“你是想告诉我说，你打算拒绝大本营的命令吗？”渡边瞪着眼问道，他心里也知道原山说的是事实。一两个中队的日军在离开据点之后，如果只求自保，问题还不大，但如果同时要保护从百姓手里抢来的粮食，就难免会顾此失彼了。突击营来无影去无踪，也不知道他们会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这样贸然离开据点去征粮，无异于拿士兵的生命开玩笑。但渡边没有其他的选择，其他地区接受到的征粮任务也同样繁重，从这些任务可以看出，日本国内已经陷入困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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