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欧洲传统的“三强”之一。
在二战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量的犹太人从德意志和意大利逃离，其中大多数人远渡大西洋，而另一部分留在欧洲的人中，绝大多数则逃往了法国。
有趣的是，在这个拥有全欧洲最多犹太人的国家，实际上自古以来，都有很强烈的“反犹太”倾向。
不过，这并不影响犹太人在这个国家的各个领域都拥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力。
作为法国最著名的世界级集团公司之一，维旺迪集团中，同样也不乏犹太人的身影。
和很多大型的集团公司一样，维旺迪并非是“犹太人势力”，但犹太人在维旺迪当中，却是占据了极为重要的话语权。
让-弗朗索瓦-杜伯斯，就是一名典型的法国犹太人。
作为维旺迪的董事长兼CEO，让-弗朗索瓦-杜伯斯的日子却并不像其它公司的董事长那么好过。
维旺迪的董事会对于公司的控制权有超乎寻常的、病态的偏执，并不愿意将大多数权利都交给一名职业经理人。
事实上，维旺迪的“一把手”，这个位置并不好坐。
在同级别的大型集团公司里，很少有哪一家公司会像维旺迪这样，在短短七年之内，就换了四位董事长的。
（注：维旺迪在2002-2012年间换董事长很频繁，但具体换了几位没查到确切的资料，这个数字是随手写的，请不要当真。）
让-弗朗索瓦-杜伯斯的几个“前任”，都是因为集团内的权利斗争而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但如果不是在公司的经营上出现了“重大过失”，能够坐上这个位置上的人，也绝对不会让自己的竞争对手抓住机会。
比如说，雪乐山的破产，就让当时的董事长兼CEO背了黑锅，黯然下台。
而让-弗朗索瓦-杜伯斯头痛的是，眼下，自己似乎就在面临着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
一个，会被竞争对手抓住机会，将自己从维旺迪赶走的“重大过失”。
如果说，一个雪乐山的破产，就足以成为导致维旺迪的董事长下台的“导火索”，那么失去环球音乐集团，这样的“过失”，就是将董事会整个换过一遍，都实在是太足够了。
让-弗朗索瓦-杜伯斯好不容易才抓到前任的失误，费尽心机爬到这个位置上，绝不允许自己的屁股还没有坐稳，就灰溜溜地被人赶走。
然而，想要破解环球所面临的困局，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在让-弗朗索瓦-杜伯斯苦苦思索，该用什么样的方法，为维旺迪扳回一点局面的时候，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环球音乐集团里，那个该死的、养不熟的白眼狼，为了让环球能够脱离维旺迪的掌控，竟然是主动开始出卖公司的利益，将三千多名核心员工“送”给了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法克！我要去起诉这个混蛋！律师呢？我们的律师呢？！给那个碧池养的发律师函！”
让-弗朗索瓦-杜伯斯气急败坏地在办公室里大吼大叫着，地面上散落着一地被砸碎的咖啡杯碎片。
“抱歉，先生。”
助理似乎已经习惯了让-弗朗索瓦-杜伯斯的暴脾气，面无表情地说道：“在向您汇报这件事之前，我已经咨询过法务部那边。三万名员工的离职，这件事在道格-莫里斯的权限范围之内，而且他给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我们无法就此证明它是在渎职或者出卖公司利益。”
在任何一名顶尖的职业经理人的就职合约中，不单单公司会对经理人的行为作出约束，反过来，经理人也会通过合约中的条款，确保自己不会轻易被“踢出局”。
这是一个双方互相博弈的过程，能够争取到什么程度，通常则要看双方之间的筹码。
对于道格-莫里斯这样顶尖的职业经理人来说，根本不缺乏工作的机会，而且他对环球的掌控力，也使得道格-莫里斯有足够的筹码逼迫维旺迪在合约中做出让步。
因此，从合约的角度来讲，道格-莫里斯在环球音乐集团内的权限是非常高的。
虽然不至于像罗杰在【量子音乐】那样说一不二，但只要不犯什么能够让人抓到把柄的大错，也不存在被赶走的可能性。
重点不是“大错”，而是“把柄”。
一个哪怕看上去非常牵强附会，但让人无法反驳的“理由”，已经足以对公司的董事会作出交代。
当然，这也是因为“三万人”这个人数选择的足够微妙。
若是再多一些，比如说四五万人，这就超出了道格-莫里斯能够独自决断的范围，要么干脆是行不通，要么就会被维旺迪找到机会，将其从环球音乐集团的董事会中赶走。
无论哪一种，都不是道格-莫里斯想要看到的，同样，也不是【量子音乐】想要看到的。
但道格-莫里斯就这么正大光明的“留下来”，却不是让-弗朗索瓦-杜伯斯所希望看到的。
在维旺迪的董事会，就环球音乐集团这件事，早已达成了一致。
放弃环球，可以，但维旺迪必须要拿到足够的“补偿”。
最好是一大笔现金。
如果不行，最起码也得是等价的其它资产。
比如说某个经营状况良好，能够定期拿出大笔收益进行分红的大型集团公司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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