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赵似的少人问津，赵佶的名头却愈发响亮，无论诗词歌赋抑或是琴棋书画，这位十大王的交游广阔就连民间也都是好评如潮，就不用说士林学子了。高俅却知道历史上的徽宗皇帝就是因为沉迷于风花雪月而废了朝政，哪里再敢重蹈历史覆辙，因此借着手下管事在各地做生意的机会，他找到了不少籍籍无名而又有真材实学的人，拣了几个懂得经济之道的年轻人收入府中，又把几个孤儿和自己的弟弟高傑一并荐入王府作为伴读，好歹也让赵佶逐渐接触了民间疾苦。
而高俅却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有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前，新旧之争的经验教训在后，高俅根本不敢再奢谈变法。哲宗赵煦看不见现在重新施行青苗法免役法的严重后果，他却能够看到。治大国如烹小鲜，一味的下猛药只会更加病入膏肓，他不想再重蹈神宗用王安石变法的覆辙了。因此，在选择对赵佶灌输的各种治国理念上，他每次都是深思熟虑并和宗汉等人反复论证之后才说出来，并竭力引导赵佶自己思考。
这一年年底，西夏再次兵犯延州，年幼的夏主乾顺与其母梁氏亲自督战，于金明砦与宋军展开激战。最后，因为粮草耗尽，城破之时宋军人人死战，金明守军二千八百人只有五人逃脱，其余全部殉难。夏人仍没有罢休之意，将一封给大宋君臣的信函系在宋人脖子上将人放回了延州，上头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吕惠卿将此事上报枢密院，曾布等人却刻意隐瞒而不让哲宗赵煦知晓，甚至不许吕惠卿叩阕奏事。
当高俅辗转从曾布那里得知此事之后，回到端王府后，他再也难掩面上怒色。西夏为祸西北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可枢密院那些大老爷们又何尝在乎过前方将士的生死，足足两千八百人，就这么被轻飘飘地按了下来，甚至连上达天听的机会也没有，世事之道何其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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