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州，铜坑一。”
“袁州，铜坑一、铁坑一。”
“抚州，金坑一、银坑一。”
“江州，铜坑二、银坑一。”
“饶州，铜坑三、金坑一、银坑一、铁坑一。”
“信州，铜坑二、金坑一、银坑二、铁坑一、铅坑三。”
“虔州……”
邵树德一页页翻过榷铜使带来的账册。
他没有太过关注产量、坑户，这些太繁琐、太细碎，他主要看矿产分布。
总体而言，江西道诸州的矿产资源是十分丰富的。自唐代江西大开发之后，矿产迅速进入朝廷视线，采矿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规模十分巨大。
再加上江西本身的粮食产量较为庞大，水运也相当便捷，因此可以支持大量诸如手工业者、坑户、园户、商徒之类的脱离农业生产的群体存在。
夏朝在江西的采矿业基本沿袭自唐代。
建极年间，王师收复江西全境后，虔州雩都县象湖镇因“掘地得金，金为瑞”之故，于此县置“瑞金监”，负责金矿开采的同时，也负责管理当地银坑、铅坑、锡坑、铁坑、铜坑的生产。
旧江西镇八州，除吉州外，其余七个州共置矿监九个，其中七个主要负责铜矿的开采冶炼。
江西道铜业生产之兴盛，可见一斑。
“铜多在何处交易？”邵树德看完后，问道。
“回陛下，铜多在江州彭泽县交易。”榷铜使答道。
“都是江西的铜吗？”
“不止。大江之北亦有。”
“比如呢？”
“比如淮南舒州亦有铜坑，所产之铜悉数运至彭泽。”
邵树德点了点头，彭泽县的位置很不错，濒临大江，水运便利，无论运往何处，成本都非常低廉。
另外，其他诸州所产之金属，都可以通过水道，非常方便地过彭蠡湖——也叫宫亭湖，今鄱阳湖——运至长江。
与江南一样，江西的水运条件实在太好了，好的让人眼红。
邵树德手一伸，一份地图就被送了过来，他的目光在上面的山川水泽、城邑乡镇间转来转去，始终无法与后世的江西对上。
无他，沼泽、湖泊、河流太多了，森林也太多了，城镇则太少了。
他突然想到，初唐年间造河阳三城浮桥，就是在江西洪州（今南昌）造船。因为南昌附近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参天巨木极多，品质也上佳。
但现在么，洪州已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辖下七县在前唐天宝年间有三四十万人，所产粮食有力支持了有唐一代三百年对江西及邻近的湖南等地的开发。
洪州已经提供不了河阳三城浮桥所需的优质木材了。
前几年浮桥更换船只，就是在虔州伐木造船。但现在虔州也在大开发，采矿业十分兴盛，木材消耗量很大，再加上移民数量的增多，很多森林遭到砍伐，化为良田，再这么搞下去，虔州也够呛。
所谓开发，不就是人向大自然要地么，说穿了就是那么回事。
“彭泽铜市，比起浮梁茶市如何？”邵树德问道。
“有所不如。”榷铜使老老实实答道。
“铜主要用在何处？”
“一半以上拿去做铜器了。大到佛像，小到铜镜，无所不有。”
说完，有宫人进献了几件铜器。
邵树德拿起一个看了看。
这是一面瑞兽葡萄镜。上有缠枝葡萄花纹，八只高浮雕瑞兽成双戏斗，神态各异，栩栩如生。镜面本身十分光洁，照出的人影十分清晰。
旁边还有几个镜子，风格不同，比如有佛教宝相花主题的，有仙鹤主题的。
“都是矿监所产？”
“正是。”榷铜使小心翼翼地回道。
与金银一样，铜既是货币原材料，也是商品。朝廷并不强制所有铜都拿来铸币，历朝历代都没这规矩。事实上，直到后世18世纪，英国一度货币匮乏，但仍有接近三成的贵金属用于其他用途，古代就更不可能了。
以大夏朝来说，他们甚至就连收走的25%榷税（以铜块折抵），也不可能全部拿去铸钱。因为铸铜钱不一定赚钱，有时候就是亏的，在铜钱上收铸币税老实说是有点难度的，除非你铸造那种扔地上一摔两半的劣钱。
但剩下的75%，也不一定就全部做铜器了。
朝廷有时候会拿出一部分粮食、布帛采买铜矿，就地铸钱运走。这种情况一般多发于铜坑所在地，也是一种消耗不便长途运输的实物税的办法。
总之，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与其铸铜钱，不如做成铜器出售，因为收益更高。
矿监就有很强烈的铸造铜器贩卖的冲动。但作为政府，你又不可能无视社会上货币匮乏的窘境，有时候就得捏着鼻子铸造铜钱，投放市场，缓解钱荒。
“江西九矿监，一年产铜几何？”
“回陛下，同光七年共产铜八十余万斤。”
“太少了啊。”邵树德默默算了算，然后说道。
铸钱是非常费铜的。
唐玄宗那会，最多一年铸造了32.7万缗开元通宝，费铜二百多万斤——算上其他消费，当时一年大几百万斤铜的产量还是有的。
但这就够了吗？还是不够。
比起盛唐，晚唐的金银乃至各类消费品如茶叶，产量大大增加，是超过天宝盛世的水平的，铜则不然。
唐宣宗时，仍在运营的矿监只统计到66万斤铜的产量。
五代略微有所下降。
北宋一统后，铜产量立刻爆发式增长，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已经达到1461万斤，超过唐玄宗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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