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建极四年底的时候，东西向的一等国道（两京大驿道）就已经修通到了汴州。但因为战争开支等因素，接下来的动作十分缓慢，两年间向西只通到了渑池县，还没出河南府，向东通到了静戎镇（今兰考东北），也没出汴州地界。
随后两三年，两京大驿道修得断断续续的。目前西向过了陕州城，继续往潼关方向推进。这一段成本还是比较大的，很多地方的拓宽有点困难，需要花费不少人力。
东向的动作稍快，经考成、冤句，抵达了曹州济阴县。也就是说，汴、曹段二百余里全线贯通，曹州向东通往郓州的路段，也已经完成了三十多里，离定陶镇不是很远了。
南北向的云襄道，北端继续停留在太行陉口，南端在过方城县后，经博望故城、南阳县、淯阳故城抵达了新野县，正往邓城故城、安养县的方向开进，明年肯定能修到襄阳城外。
两条主干道，以洛阳为交汇点，实乃帝国基干工程，配上四轮马车，当可造福万民。
两京大驿道、云襄道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小规模工程。
西京长安自己就在往邠宁、华州两个方向修路，北京这边则修通了府城到昌平县的这一段——为了方便圣人泡温泉。
两辆四轮马车先后上了国道，夏鲁奇、种彦友二人带兵在旁边护卫着。
彼时正是十月，地里的活早忙完了，农人们正在修缮水渠，远远看到大群兵将和两辆难得一见的大型马车时都十分惊讶，纷纷停下手里的活计，在路旁观看。
因为有兵将遮挡视线，有人甚至爬上了树看稀奇，场面十分热闹。
“稍稍散开一些，让人看看。”邵树德在马车上吹着风，高兴地说道。
走在平整的一等国道之上，四匹挽马拉着，速度简直飞起——他怀疑有20公里的时速了，不过拉货时肯定没这么快就是了。
赵植与他同乘一车，也十分感慨，道：“陛下，若在前唐，这车定然没多少人用，本朝则有几分可能。”
“为何？”邵树德奇道。
“前唐虽然官马、民马众多，但还是不如本朝。”赵植说道：“此皆陛下之功也。前唐官马多而民马少，本朝官马多矣，与前唐不相上下，但民马就远超前唐了。故马价甚廉，很多人都用得起。”
邵树德点了点头。
其实在罗马时代，四轮马车就出现了，但随后经历了很长一段的低潮期，使用量固然不少，但绝对不是随处可见的程度。究其原因，和道路状况、成本、技术息息相关。
四轮马车重新大规模使用，要到欧洲爆发第一次农业革命的时代了。
随着三圃制的推广，欧洲人开始大量种植苜蓿、芜菁、燕麦等农作物，这是马儿的优良饲料，使得民间的马匹保养量大增，马的使用成本终于低过了牛。
自然而然地，马车开始大批量取代牛车。
而随着马车的市场份额超过牛车，自然要重拾曾经因为成本问题而被边缘化的四轮马车，于是这种马车的技术也不断得到改进。
到了17世纪上半叶，即中国明朝末年的时候，伦敦甚至已经出现了载客的四轮出租马车——只在市内服务。
至于交通状况奇烂无比的市外区域怎么办，那当然是修路了，因为四轮马车的运输需求与日俱增，不修路不行，于是又一步步推进了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成本问题十分重要，它是一切的基础。
四轮马车的优越性明明远超牛车，但就因为马匹稀少，使用成本太高，在12世纪以前一度是牛的三倍，而使得四轮马车几乎绝迹。
但当三圃制流行整个西北欧地区，马的数量爆发式增长后，一切就改变了。
马车出现，先是罗马时代的旧款式，然后不断迭代改进，当金属齿轮、轴承的产量、质量、成本都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后，新的转向装置也出现了，并慢慢取代了旧款马车。
整个过程不需要你去人工干预，因为干预也没用。你在11、12世纪就上15、16世纪的马车，只会让这种事物消失，因为当时马车的地位并不稳固，这样高昂的成本、低下的产量，只会让人们继续使用牛车。
就贵族、皇室那点订单，不足以推动产业的进步，因为量级完全不够。其他行业的发展也很稚嫩，没有什么通用零部件来为你降低成本，这样下去只会扼杀新生事物。
“其次……”赵植继续说道：“此车若载客，可选跑得快的挽马，或用四匹马来拉。若拉货，可选走得慢一点，但力气大的挽马。前唐没有选育过马种，在这上面差了一筹。陛下三十年倾心马政，硕果累累。在这件事上，前唐列圣没有一位能与陛下相提并论。”
邵树德闻言，得意地捋须而笑。
我改变了这个天下，这种感觉实在太爽了。
认真分析生产力水平，尊重客观规律，积极融入社会，用符合实际的方式一点点撬动进步。没有让这个时代的人感觉太过突兀，因为让他们有这种感觉了，就很可能有意想不到的阻力。
一点一点改变，慢慢积少成多，这样阻力最少，也最可能成功，他做到了。
当然，还得感谢唐代那开放到让人惊讶的风气。若换个时代，这样做未必能成功，这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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