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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溥确实不算是坏人，他采取聚会结社、以文会友的这种方式，本质是想着联络感情，广交朋友，选择知己，一面做学问，一面评说社会风气，议论时局和朝政，期望能够为大明朝的发展，做出来微薄的贡献。
张溥出身在一个士大夫的家庭，他的伯父张辅之，曾经担任南京工部尚书，可惜张溥的母亲，出身侍婢，令张溥得不到家族的重视，所以说，他读书特别的刻苦。这方面的遭遇，倒是与苏天成有些相似。
天启四年，张溥在苏州创立应社，这也是复社的前身，创立应社的初衷，是不满意魏忠贤的专权，应社提倡尊经复古，提倡名节，意在改变当时的社会风气。
慢慢的，大明全国各地都有了诸多的文社，而在这些文社之中，张溥居于领袖的地位，到了崇祯二年，复社正式成立，因为复社集合了全国各地的大部分学社，故取名复社，复社的宗旨明确，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用。
复社上承东林，与东林的主张和立场都是一样，一般人都将他们视为东林党人。
到崇祯三年，复社发展非常迅速，社员遍布全国各地，党羽半天下，有姓名可查的社员，就有三千多人，复社因此声震朝野。
随着复社的壮大，弊端随之出现，社员鱼龙混杂，“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其中矣。”而复社本身，也由读书做学问的地方，变成了人们争权夺利的地方了。
张溥不是圣人，只是普通人，随着复社的发展壮大，声誉日隆，他本人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开始通过其自身和复社的影响力，开始干预政治，连科场都被他把持了，而且做得冠冕堂皇，没有丝毫的顾忌。
因为吹捧的人多了，地位高了，张溥有些志得意满了，加之复社的门生遍布天下，有着一呼百应的声势，所以说，他开始无所顾忌了。
最为明显的反应，是会试和殿试之后，张溥留在了翰林院，成为了庶吉士，受到了内阁首辅周延儒的尊重和赏识，开始指点江山，没有将诸多的同僚看在眼里，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甚至内阁次辅温体仁都看不惯了。
若不是遇见了苏天成，张溥后续的发展，还是很辉煌的，虽然遭受了一些挫折，但最终以复社和本人之力，令周延儒再次成为内阁首辅，周延儒上台之后，大量任用复社成员，令复社的威望和影响，达到了顶峰。
可惜，历史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改变，无他，因为苏天成出现了。
士子之间出现辩论，刚开始，张溥是信心满满的，他以为，苏天成虽然有着惊艳的才学，虽然做出来了不少的事情，但是在士子中间的影响，微不足道，根本不能够和自己抗衡，不要说苏天成，就是南直隶的诸多知州知府，也不一定能够和复社抗衡。
可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
首先站出来的是黄道周。
黄廷平、易礼高和邹平章三人，故意歪曲四海酒楼的辩论，刻意贬低苏天成，这件事情，张溥是知道的，他默许了，或许是觉得苏天成没有给自己面子，教训一下也好。可惜黄道周站出来，说真话了，原原本本的说出来了当日的辩论。
如此一来，引发了轩然大波，不少的士子，开始品评黄廷平等三人的人品，更有极个别的声音，开始质疑他张溥，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都是东林一党，要说张溥不知道，没有谁会相信。
紧接着，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也说话了，认为苏天成的话语是务实的，是为了大明朝的发展的，苏天成在江宁县做出来的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范景文还特别提到了，士绅富户为了大明朝的发展，做出来应有的贡献，这是应该的，若是一味索取，不知道付出，如此的士绅富户，应该受到谴责。
范景文的表态，犹如一颗定时炸弹，引发了巨大的波澜。
参与辩论的士子，迅速开始分化，变为了两派，支持苏天成的士子，慢慢开始多起来了。
最为致命的是，复社和东林书院不少人，也明确表示，支持苏天成的观点，甚至有人直截了当的提出来了，前几年，北方遭遇饥荒，南方的士绅富户，就应该站出来，捐钱捐粮，为朝廷解难，帮助穷苦百姓度过灾荒，可南方的士绅富户，都做了一些什么，什么都没有做，甚至在朝廷困难的时候，还要求减低赋税，还在考虑自身的利益。
张溥有些坐不住了，出现了这样的言论，是他不能够容忍的。
东林党和复社强调的尊经复古，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遵循礼制，讲究严格的等级制度，士农工商的等级，要严格遵循，出身不同，就意味着地位的不同，士子就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士绅的地位就是不同，朝廷要给予他们恩惠，官员要尊重他们。
张溥有这样的想法，一点都不奇怪，士绅富户，本就是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当然是为着自身的利益考虑的，在他们的眼里，国家是为他们服务的，老百姓和农民，就是接受统治的，士绅的利益是不能够有丝毫动摇的，加之南方有诸多的士子，在朝廷里面为官，若是不考虑到南方的利益，要这么多人做官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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