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太子扶苏回京，东巡结束。
太子扶苏在廷议上向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详细禀奏了东巡经过，述说了关东局势以及关东士人对大秦国策所提出来的变革意见，具体阐述了“仁政”理念和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诸多关系到中土文化统一和由此延伸出来的相关利益等一揽子建议。
“仁政”的本质是“法治”和“礼治”的冲突，是“以法治国”和“以礼治国”这两种治国理念的冲突，表面上它牵涉到大秦“严刑峻法”这一基本国策的变革，但实际上它直接关系到了社会各阶层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最终还要归结到“集权”和“分封”这一本源矛盾上。
诸子百家要“百花齐放”，但中土文化又必须统一，而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策略显然与中土文化统一是相矛盾的，所以这一学术发展策略实质上是中土两种治国理念的激烈冲突的延伸。
“礼”、“法”之间的融合是表像，代表这两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的贵族集团肯定要有一番殊死搏斗，互相妥协互相融合的条件目前并不具备。关东士人提出来的这一学术发展策略的目的实际上是想借助“文化统一“这杆“大旗”来包围和吞噬法家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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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保持沉默。
中枢大臣们也保持沉默。
接下来政局如何变化，国策如何变革，谁也看不清。
太子在东巡过程中亲眼目睹到关东局势所面临的危机，亲耳聆听到关东人对这一危机的分析和建议，所以他的治国策略发生某些改变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这些改变无一不触及到了帝国国策的根本，由此导致始皇帝和太子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而矛盾和冲突会导致政局动荡，这对帝国的稳定和发展非常不利。
淳于越、伏生、叔孙通等关东博士却不甘沉默，他们联合上奏，旗帜鲜明地支持太子的奏议，恳请始皇帝和中枢加快变革的步伐，以便推动中土的稳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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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始皇帝下诏，印制《韩非子》，把大秦的“法治”、“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传播于天下。
左丞相李斯主持此事，奉常、少府协助。
按照始皇帝的要求，《韩非子》一书要普及到所有的郡县乡亭，凡大小学府一律研习《韩非子》，凡中土士子入仕必须精通法家学术，以《韩非子》做为最基本的考核内容。
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集政治理念、学术思想、文化统一、文字统一、新技术等等于一身，对帝国的未来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因为造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不成熟，赵高和大秦的能工巧匠们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但第一批印制出来的书籍还是远远达不到传播的要求，不过做为一种新生事务，它还是在咸阳引起了轰动。文武百官们对这种完全颠覆了他们认知的制书方式充满了好奇，兴趣非常浓厚，反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韩非子》这部书本身所蕴涵的重大意义。
始皇帝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韩非子》在京城的传播，所以他在征询了李斯、赵高等大臣的意见后，断然决定放弃印刷纸制书籍，转而把已经印刷出来的《韩非子》送达天下郡国，由这些郡国组织人力日夜刻制竹简，然后送达所属诸县，再由诸县刻制竹简送达乡亭。
与此同时，始皇帝下诏，向天下郡县派出御史，全程监督，凡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完成任务者，就地革职，如有故意拖延或抗令者，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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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的态度非常明确，坚持“法治”，坚持“大一统”基础上的“中央集权”。
始皇帝下诏推广的不过是一本代表法家学术思想的著作而已，但它的影响力太大了。
法家学术做为官学得到了天下士人的承认，但它现在竟然成了天下士人入仕的基本条件，那就等于严重打击了私学，打击了除法家学术之外的其他诸子学术，断绝了研习其他诸子学术的士人主要是关东地区士人的“饭碗”，更严重的是，它将断绝其他诸子学术的传承。
关东士人的入仕之路没有了，他们世代传承的学术要衰败乃至灭绝，他们必然要反抗。
始皇帝的这一策略也可以说是统一中土文化的一种办法，这种办法简单快捷，虽然是以灭绝其他诸子学术做为代价，但相比用保存和融合其他诸子学术的办法来逐步实现文化的统一，它具有时间上的优势。
此策实际上也是对“分封”贵族集团的一种打击，如果此策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的话，“分封”贵族集团也就失去了“分封诸侯”的学术思想上的支持。可以想像，随着时间的流逝，等到中土官僚集团都是法家子弟，帝国的整个官僚集团都信奉“大一统”和“中央集权”，那“分封”贵族集团还能实现自己“裂土封侯”的梦想吗？
“分封”贵族集团首先是大秦的官僚集团。从这个集团的利益出发，他们当然反对关东士人加入到帝国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之中。但“分封”贵族集团又妄图分封诸侯，妄图在帝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最大的一块利益，所以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逐渐把自己从大秦的以坚持“法治”思想为主的官僚集团中分裂了出来，他们试图借助关东博士集团和关东本土地方势力来抗衡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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