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盛夏，十万北军长途跋涉，陆续从北部边疆抵达京畿蓝田大营。
从始皇帝命令十万北军回镇京师始，到十万北军全部集结于蓝田大营毕，前后历时近九个月，其中之艰辛困苦，让始皇帝感慨不已。
始皇帝亲赴蓝田大营巡阅十万将士，赐以重赏，并准许将士们依次返乡探亲。
十万将士高呼“万岁……”，谢皇帝圣恩。
始皇帝在将士们的高呼声中意气风发，更加坚定了在其有生之年完成中央集权的宏图大愿。
站在皇帝身后的公卿大臣们却是各有心思。
十万北军回镇京师了，大秦京畿及其本土更加稳固了，始皇帝和中央权威越来越大了，而随着“与民休养、轻赋薄徭”之策的全面实施，关东各地的形势渐趋稳定，尤其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的暴民，更是随着赋税徭役的大范围减免而销声匿迹，叛乱之危渐渐消弥于无形。
中央财政虽然锐减，但随着北疆局势的缓解，北军规模的减小，随着大秦和北虏停战开市，北疆镇戍所需军资急骤减少之后，中央财政正在摆脱沉重的负担，危机正在得以缓解。
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两三年之后中央财政随着中土国力的恢复，随着大秦总财富的增长，在“触底反弹”之后必将迎来一个爆发期，由此彻底摆脱危机，而中央权威将随之达到一个新高度。
然而，这一新形势在促进中土稳定，在促进中央稳固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势力的发展，也就是说，未来，中央和地方在权力和财富上的争夺将越来越激烈，而这种争夺必将危害到中土的稳定，危及到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十万北军之所以回镇京师，北疆武力之所以削减，是始皇帝和“集权”贵族集团极力阻碍“分封”贵族集团全力推行休养生息之策的结果。始皇帝和“集权”贵族集团以对军权的集中来抵御“分封”贵族集团利用休养生息之策来加速地方势力的发展，来控遏地方势力掠夺更多的权力和财富，继而达到压制“分封”的目的。
中土刚刚开始的大好形势之下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始皇帝和“集权”贵族集团心知肚明，但迫于中央财政危机，迫于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软弱，他们只能在妥协中先行稳固中央权威和确保对大秦本土的控制，然后在中央财政危机解决之后，再想方设法打击地方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最终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
“分封”贵族集团对这一危机同样清楚。他们控制着地方势力，而地方势力在被征服地区有个立足和发展的过程。秦人若想在被征服地区立足，不仅仅需要武力，更需要给被征服地区的国民带来安居乐业的生活，这就需要中央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休养生息的政策不仅仅可以让被征服地区的国民吃饱穿暖，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还可以让以秦人为主的新的地方势力迅速发展壮大，继而与中央形成抗衡，夺取更大更多的权力和财富，最终实现“分封”。
从这一最终目的出发，“分封”贵族当然要竭尽全力阻扰中央权威的增长，加剧中央财政的危机，进一步削弱中央对军权的集中，然而，做为大秦政治格局中的“第三股”政治势力的武烈王和北疆武力，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了支持始皇帝和中央，不但毅然中止了北伐，延缓了北疆发展的步伐，还削减了北军兵力，把十万老秦将士的控制权交给了中央，导致始皇帝和“集权”贵族集团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了先机。
“分封”贵族集团绝不会坐以待毙，他们肯定要“反击”，他们正在耐心地寻找“反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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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武烈王公子宝鼎出塞，巡视了苍头河和岱海两地的边市，并在金河山与匈奴左贤王、左谷蠡王等左方诸王会面。
这时候的匈奴人在四个方向都有敌人，漠北有丁令、浑庾、屈射等部落，东面有东胡诸种，西面有河西大月氏和乌孙、楼兰等西域诸国，南面则有统一中土后的大秦，而在其内部松散大联盟中也有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很多部落王为了确保自己在联盟中的地位和实力，不惜引入外敌来打击对手，这导致联盟内部时刻都有分裂的危机。
单于庭实际上也是内忧外患，选择与中土大秦议和也是迫不得已。
匈奴左贤王骏稽代表大单于和单于庭与秦人谈判。
左贤王骏稽是大单于头曼的弟弟，单于庭的储副，也就是匈奴人未来的大单于。
当年宝鼎出塞，在河西借助大月氏的配合袭杀了匈奴人的左贤王。虽然对匈奴人来说这是个打击，是个耻辱，但从单于庭内部来说，却有不少人击掌相贺。假如那位左贤王不死，骏稽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问鼎单于庭的储副？
骏稽需要更多的胜利来保证自己储副位置的稳固，但他在南下征伐过程中屡屡受挫，由此必然影响到他在单于庭中的地位。好在匈奴人这几年不管在南面战场上还是在西面战场上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只有在东面战场上有所建树，而攻打东胡的主力就是左贤王所统率的军队，这使得他的储副地位暂时没有受到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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