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贲的第二份奏章紧接着送达咸阳。
王贲在奏章中同样措词严厉，指责武烈王专横跋扈，在北疆局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不顾北疆安危，执意要抽调十万军队回镇京师，其居心叵测，有借助代北人之力拥兵自重、割据北疆之嫌疑。
另外王贲把今日的北疆危局直接归咎于司马尚和北行辕诸军，认为他们在有实力反击匈奴人的入侵，并可以迅速缓解北疆局势的情况下，却在苍头河一线按兵不动，导致北疆局势陷入今日之危难。北军内部矛盾的爆发，都是因为代北人拒绝遵从北军统率部的命令，妄图拥兵自重。王贲为此建议咸阳，严惩司马尚和北行辕的诸军统率，就此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烈王。
北军内部危机迅速升级，始皇帝紧急召见中枢大臣商讨北疆危局。
北军内部这场危机在咸阳预料当中，不管是老秦人还是代北人，都不会轻易遵从咸阳的命令，以削减自身实力为代价，让咸阳从北军调走十万大军，所以不论匈奴人是否入侵，也不论北疆局势是否陷入危机，武烈王都要赶赴北疆解决这个难题，只是没想到武烈王公子宝鼎到了北疆后，竟然以这种直接对决的方式解决危机，如此一来，老秦人和代北人大打出手。
武烈王代表着代北人的利益，而王贲代表着老秦人利益，北军两位统率反目成仇，于是始皇帝和咸阳就不得不出面来解决这场危机。
武烈王的这个手段比较拙劣。
抽调十万大军回镇京师的建议是他提出来的，北军内部的这场危机理应由他来处置，但他知道自己解决不了，即便有办法解决，比如他向老秦人妥协，最终的结果肯定是既让代北人极其不满，又得罪了咸阳，无奈之下，他干脆和老秦人撕破脸，大打出手，把矛盾上交到咸阳，让始皇帝和中枢来解决这个危机。
形势演变到这一步，始皇帝和中枢背上了激化北军内部矛盾并导致北军爆发危机的罪责，如果解决不好，不但权威受损，还会引发一系列不可预料的后果。
其实说白了，就是始皇帝和中枢掉进了武烈王设下的陷阱，进退失据了。
始皇帝十分不高兴，面如寒霜。
中枢大臣们则各守立场，为了维护本势力的利益，激烈争论。
丞相隗状、太尉蒙恬、护军中尉张唐等大臣都支持王贲，认为武烈王骄横跋扈，处置不当。
“代北人对今日北疆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隗状义正严词地说道，“代北人的目的何在？匈奴人集结主力猛攻北地长城，而代北苍头河一线不过是牵制战场，匈奴人投入的兵力并不多，代北人完全有实力进行反击，但代北人为什么按兵不动？”
“看看此次回镇京师的十万将士主要出自何处就可以揣测到代北人的目的。遵照咸阳命令，这十万将士以本土老秦人为主，而本土老秦将士主要集中在西北疆，也就是说，这十万大军一旦回镇京师，西北疆就空虚了，必须从代北抽调军队进行补充。代北人到了西北疆，控制了西北疆的镇戍，其实力会飞速增长。”
“再看看北疆的边郡青壮主要集中在何处？还是代北。代北人完全可以利用当前北疆的紧张局势，征发边郡兵役补充镇戍力量。到了那个时候，西北疆和代北的镇戍将士大部分来自代北，整个北疆防御基本上控制在代北人的手中，这对咸阳来说意味着什么？”
太尉蒙恬和护军中尉张唐紧随其后做了补充，虽然名义上都是把矛头对准了代北人，但实际上就是直接“攻击”武烈王。
驷车庶长公子腾、治粟内史甘罗、少府卿赵高和御史中丞公子懿等人当即反驳。
当初武烈王公子宝鼎提出这个策议，并经中枢商讨付诸实施的时候，大家都表示赞同，现在武烈王离京了，北军内部矛盾爆发了，此策议的执行遭遇重大阻力了，很多人就“跳出来”横加指责，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武烈王，给武烈王按上一大堆罪名，这也未免太卑鄙了吧？
但这话不能在廷议上说，鄙视归鄙视，若要驳倒隗状等人，还要按“规则”来。
北军是大秦的主力军，承担着对外防御对内威慑的重任，假如其将士主要来自代北，而不是大秦本土，这显然缺乏安全性，尤其在中土刚刚统一的时候，让一群刚刚被大秦征服的代北人来实际掌控北军，这肯定行不通。
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公子腾认为，实际情况是，北军的中高级统率基本上来自大秦本土，北军的底层军官也以大秦人为主，唯有北军的士卒大部分来自北疆各边郡，其中尤以代北边郡的青壮为多，所以，公子腾反驳隗状，认为即便代北人大量进入西北疆，整个北疆防御也始终牢牢控制在大秦人手上。
“丞相危言耸听，在统一数年后，还把在北疆镇戍中屡屡建功的代北人视作潜在的甚至是威胁大秦安危的敌人，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将影响甚至危及到北疆镇戍。”公子腾毫不客气地当廷指责隗状，“老秦将士戍守京畿，戍守本土，代北和其他边郡将士戍守长城，戍守北疆，这是统一后国防策略调整和军事部署调整的必然，而丞相不遗余力地打击代北人，其目的何在？难道丞相认为我有限的老秦将士应该全部部署在北疆，而置本土安危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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