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召集中枢大臣合议。
中央财政危机是事实，依靠增赋加税压榨普罗大众和调整政策直接掠夺富豪财富都是竭泽而渔之策，直接加剧了国内矛盾，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以公子宝鼎为首的宗室和外戚豪门贵族在保持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步步为营”之策，宁愿放慢发展的脚步，也要确保国内局势的稳定。
而以关东系和老秦人为主的豪门贵族也承认当前国内矛盾激烈，但他们认为这时候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加快发展速度，先把当前的内忧外患全部解决掉，然后中央才能腾出手来修改国策，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下让中土休养生息。
大臣们各执一词，据理力争。
宝鼎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好比长途行军，在即将到达战场的时刻，必须节省将士们的体力，以保证进入战场后将士们可以浴血厮杀，反之，假如为了抢时间抢速度，让将士们一口气冲到战场上，将士们气喘吁吁疲惫不堪，哪来的力气去厮杀？
宝鼎的比喻很贴切，很有道理，但在“集权”和“分封”这对矛盾下，如果放慢发展速度，缓解了中央的财政危机，那么事实上等于给了中央控制地方的充足时间，“集权”会因此占据上风，功臣们会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失去优势地位，所以他们当然要蓄意阻扰。
宗室和外戚虽然同样追求“分封”之利，但他们是大秦真正的豪门，是与王国共存亡的豪门，他们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本身就占据优势，所以他们在发展的战略上较为“保守”，更愿意选择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从而确保自己的利益始终不受损失。
目前中土财富就这多，而且还在急剧萎缩中，他们的利益若要不损失，就要损失其他人的利益，于是豪门贵族之间的联盟进一步分裂。
争执当中，廷尉卿李斯说了一句狠话，他责斥巨商富贾们挟财富威胁中央，干涉朝政，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中央不应该妥协，应该给予严惩，将这些巨商富贾的嚣张气焰彻底打下去。
这句话不仅让宝鼎骇然心惊，就连秦王政都暗自动容。虽然在这之前他已经被宝鼎说服，但事关咸阳宫和中央权威，他就不能不仔细权衡其中的利弊了。
宝鼎再度阐述自己的观点。在这个关系到王国存亡的关键时刻，一步错则万劫不复，所以国策的拟制必须慎重，必须把维持王国的稳定做为重中之重。王国稳定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普罗大众必须有一个合适的生存环境。现在大秦有一半以上的疆土是刚刚占领的关东诸侯国之地，有七成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这些土地上，可以想像，一旦天降大祸，一旦普罗大众走投无路了，其后果是什么。赵国的灭亡就是源自接踵而至的三场大天灾，源自年复一年的战争，源自邯郸财政的彻底崩溃，这就是活生生的教训。
宝鼎拿赵国的灭亡做例子，当即让中枢大臣们闭上了嘴巴。这就是直接的威胁了。
相比国祚的灭亡，中央以权威的损失来缓解财政的危机，这又算得了什么？如果继续反对，国内局势当真崩溃了，那么今日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大臣们估计都要灰飞烟灭。
功臣们和秦王政为了分封一直在争夺地方的控制权，导致地方局势普遍紧张，这时候假如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比如公子宝鼎在背后下黑手，让地方上叛乱迭起，那秦王政必定会乘机狠狠地打击镇戍地方的功臣，这个险不值得冒。
秦王政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宝鼎。
几天后，秦王政书告岭南，以财赋严重不足为由，命令西南远征军放弃北伐江东的想法，如有违抗，严惩不贷。同时调盖聂和荆轲并十万远征将士速返江南，一则减少中央财政对岭南三郡的支出，二则确保江南镇戍力量，威慑楚国和岭南两地，其三则是保证攻伐江东的胜利。
秦王政又下令，暂时中止直道修筑，重新开工的时间则视中土局势的发展而定。
秦王政接着连续下了十几道命令，把包括改扩建离宫，修筑六国宫殿等诸多中央和地方上的大型土木工程项目统统搁置或者中止，若有违抗命令者，斩。
二月初，秦王政命令王翦、麃公、蒙武、冯毋择和江南镇戍军统率章邯，各自率军于春耕后向楚国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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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中，秦王政下令，册立公子扶苏为大秦太子，储君之争至此终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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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下，宝鼎在立储大典结束后，匆忙返回北疆，主持实施一系列新的防御策略。
对外，宝鼎派使者赶赴河西，与大月氏王紫苏保持密切联系，双方就军事上的合作达成一致意见，联手共抗匈奴。
对内，宝鼎利用咸阳给予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利用巨贾们的各种“资源”，掀起了北疆建设的新一轮高潮。这次建设的重点不是垦荒屯田发展农耕，而是矿冶等大型手工作业作坊和大型市榷，竭尽全力改变北疆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
宝鼎这段时间的情绪不错，在他的努力下，公子扶苏终于问鼎大秦储君，咸阳也做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缓解中央财政危机的举措，而西南远征的成功，更是把大秦从历史上那段可怕的长达近十年的南征大战中解救了出来，这使得大秦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不至于横征暴敛而激化官民之间的矛盾，或许帝国因此可以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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