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罗愿意回京，那么宝鼎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政治理念上，宝鼎坚持大一统基础上的中央集权，但统一后中土形势严峻，内忧外患，所以在实现高度中央集权制之前，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也就是中央领导下的郡国制。
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君王和豪门贵族，贵族和普通国民，中央和地方，中央和军队，等等关系之间，因为激烈的利益之争，矛盾异常突出，不排除爆发冲突的可能，所以帝国危机四伏，国祚有倾覆之险。
中土若要稳定，首先就要稳定中央，而稳定咸阳政局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
秦王政及其坚持中央集权的士卿大臣们为“一足”；宗室、外戚、本土老秦人和关东系的大部分豪门贵族对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有着强烈的攫取欲望，这些豪门贵族及其所属势力是“一足”；宝鼎则要以北疆边郡和北疆军队为基础，以维护和强大统一的新帝国为目标，建立“第三足”。
中土距离统一的时间越来越近，按照宝鼎的估猜，也就四五年的时间了。宝鼎打算利用这四五年的时间完成北疆防御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在大秦政治格局中以“第三方”势力影响朝政，一方面为未来的南北战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现在宝鼎在北方实际控制了各边郡，而不久新的北疆大军在中原战场亮相之后，其强悍的实力足以让宝鼎在政治上赢得更大的话语权，但这种威慑力需要强大的财赋为支撑，也就是说，宝鼎必须赢得咸阳的信任，必须保护和支持咸阳。
由此宝鼎需要在中枢安置自己的亲信，由这些亲信来代替自己在中枢发出“第三种”声音。既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又尽力保证政局的稳定，以完成自己做为政治格局中的第三方势力所必须行使的权力和应该承担的责任。
甘罗在宝鼎的讲述下，彻底理解了宝鼎的政治理念和自己进入中枢的重要意义。
甘罗出自寒门，又有坎坷的经历，他的政治理念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吕不韦的严重影响，他坚持“法治”，追求中土的大一统，但他对集中中央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官不能与民争利，在财富分配上，财富要向普通国民倾斜，农耕和工商要并重，工商是税收的重要来源，在政策上要扶持，民富则国强。由此延伸，“民”在权力上也要享有更多，从刑法到教育等等，君王和中央都要给予政策上倾斜，继而建成一个和平的宽松的与民休养、安居乐业的新大秦。
这一政治理念集中体现了寒门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它代表了这个时代中下层民众的基本要求，与宝鼎的政治理念颇为相近。这也是甘罗愿意追随宝鼎，而宝鼎也愿意接受到他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蓼园系的核心成员与宝鼎的政治理念基本一致，否则彼此也难以认同，宝鼎更不会让诸如赵高、甘罗、曝布、章邯这些人进入蓼园的核心层。也正因为如此，甘罗很快便估猜到了宝鼎在与秦王政的离石会面中所做出来的妥协，只不过他没有想到宝鼎高瞻远瞩，马上便拟定了新目标，拿出了新谋划，而这一新谋划关系到大秦的未来，甚至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命运。
甘罗在其中承担了重要的使命，这让他感觉难以承受，不堪重负。
“分封的口子已经撕开，滔滔洪流正咆哮而出。”甘罗考虑良久，不得不提醒宝鼎，局势的发展恐怕已经失去控制，“统一后，内忧外患，各种矛盾累积在一起，如同山洪爆发，咸阳试图在‘法治’的堤坝上加筑‘中央集权’，以更高更坚实的堤坝强行封堵，而你未雨绸缪，知道洪水来势太猛，堵不住，于是用封国制在‘法治’的堤坝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洪水未到，就先行泄洪，开辟泄洪区，这样洪峰到来的时候，就可以避免‘法治’堤坝彻底崩溃的危险。”
“这一设想是正确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咸阳不遗余力地封堵‘缺口’，顽固坚持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而豪门贵族不惜代价要‘决堤’，要摧毁堤坝。这时候，你这位始作俑者想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显然不现实。”
宝鼎沉默不语。
“老夫人和少夫人回京，咸阳重新任命南阳守相，实际控制南阳郡，这一切虽然表明你本人向咸阳宫低头了，可以一定程度上警告坚持分封的豪门贵族，从而确保中原决战的胜利，但胜利之后呢？”
“胜利之后你回北方，北方拟建三个封国，咸阳的意思很明确，第三个封国要等到大军攻占河南之后，在新开辟的疆土上建立。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测，第三个封国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河南之地是你打下来的，你理所当然要领封国。”
“在这种舆论下，你经略北疆，事实上就是在背后推动分封诸侯。既然你在北疆推动分封，那么南疆呢？西疆呢？山东齐地、江东楚地呢？如果这些遥远边陲的封国封君、镇戍军统率、地方郡县官长们都仿效你的做法，各自在地方养精蓄锐，然后与中央貌合神离，待时机合适，与中央直接对抗，那么后果如何，不问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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