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鼎无意回咸阳，更不想陷入风暴的漩涡，即使要出面挽救危局，他也要站在漩涡的外面。
这时候返回咸阳，必将陷入咸阳宫和本利益集团的夹击之中，到时他将十分被动，进退两难，相比起来，倒不如在中原进行远距离斡旋，这样他始终掌握主动，即使秦王政或者老秦人，抑或熊氏外戚打算借机把他拉进漩涡，他也可以从容应对。
宝鼎回书，我曾与大王相约，中土不能一统，我就绝不回咸阳。他以此为借口拒绝了秦王政，但心里却是惶惶不安，咸阳的紧张局势让他彻夜难眠。
护军府官员和中原军政官长们也是一样，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咸阳局势的发展。此刻咸阳的权力博弈已经到了刀剑相击的阶段，博弈双方互不相让，继续斗下去，最终肯定是两败俱伤之局。
梁囿行辕里，宝鼎深居简出，讳莫如深。赵高、魏起、曝布等文武官员多次出言试探，但宝鼎始终沉默。
蒙武、杨端和、章邯、隗藏等中原军政官长频繁进出行辕，以各种借口打探宝鼎对咸阳局势的态度，但宝鼎闭紧嘴巴，就是不说话。
很快，河北的公子扶苏和王贲，东南的昌文君和甘罗，江南的武安侯公子腾也纷纷来信，劝请武烈侯及早出面干涉咸阳政局，以免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宝鼎拒绝回信。
秦王政再次来信，再次督请宝鼎返回咸阳，但他在信中还是没有提到咸阳局势。宝鼎回书，赵燕齐楚四国的局势正在急剧变化之中，中原形势旦夕有变，此刻他实在是不宜返回咸阳。
这天，范增第三次抵达大梁。这一次，他的身份变了，是楚王负刍的特使。
双方就新盟约的缔结做具体磋商。宝鼎受咸阳委托，全权负责新盟约的签定。此事关系到两个诸侯国的利益，按道理应该由咸阳中枢负责，但现在咸阳政局动荡，秦王政和中枢也没心思关注此事，再说新盟约其实也就是在老盟约上做一些改动，而改动部分主要牵扯到中原利益，所以秦王政便干脆把此事委托给了宝鼎。
咸阳在接到楚国政变的消息后，震动很大，毕竟知道此事内幕的大臣非常少，但即便是知道其中机密的秦王政，在听说公子负刍成功篡位后，心理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秦王政知道公子负刍密谋篡位的事。宝鼎早在谋划此事的时候，就曾告诉秦王政，这个谋划最终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秦王政将信将疑。像公子负刍这种身份的人若想篡位成功，还是有相当的难度，要知道楚国政局比秦国更复杂，各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激烈。谁知宝鼎一语成谶，公子负刍真的篡位成功了。
秦王政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不是楚国政局的变化将对中土大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是公子宝鼎会不会谋反篡位。
公子负刍谋反篡位的背后有公子宝鼎的影子，而公子宝鼎在此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既然公子宝鼎有这样的本事，谁敢保证他不会谋反篡位？现在秦国没有储君，假如秦王政突遇不测，比如遭遇像徐福这种杀人于无形的刺杀，那必定就是公子宝鼎谋反篡位的机会。
秦王政第一次意识到王统的危机，意识到立储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一件事。
虽然公子宝鼎果断离开了江南，虽然他联合熊氏外戚不断地逼迫秦王政立储，还有他和秦王政之间的十年之约，凡此种种，都可以证明公子宝鼎目前根本没有觊觎（jiyu）王统的心思，但公子宝鼎现在没有觊觎王统的心思，并不代表他将来也没有谋反篡位的想法，所以秦王政现在就要未雨绸缪，而防备王统危机的首要之务就是立储。
联想到当前咸阳的紧张局面，秦王政却暂时搁置了立储的想法。现在立储，等于向对手“投降”，等于断送了咸阳宫和君王的权威，所以秦王政即便有立储的想法，也不会在此刻付诸实施。
秦王政考虑再三，于是第二次督请宝鼎返回咸阳。这第二次督请就是一种试探，含有委婉征询公子宝鼎拯救危局之策的意思。结果宝鼎再一次拒绝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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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与范增的谈判非常顺利。公子负刍急于稳定寿春政局，他现在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事实上他目前没有掌控局面，楚国的贵族们为了抢夺朝政的控制权，正在激烈“厮杀”，公子负刍也是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只能以最好的条件满足秦国的需要，以此来赢得秦国的盟约，赢得稳定寿春政局的时间。
范增在谈判的过程中明显感觉到宝鼎急于达成盟约，除了在楚国持续支援江南一事上双方有所讨价还价外，其他方面宝鼎都没有提出异议，更没有提出任何额外的或者过份的要求。
谈判结束后，范增向武烈侯表达了谢意，毕竟顺利签约对他而言又是一件功劳。
晚上酒宴结束后，宝鼎邀请范增到军帐聊天。通过最近几次的接触，宝鼎和范增的私人关系发展得很好，闲谈中的言辞上也较为随意。
谈话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原和楚国的局势上，忽然，范增问了一句，“武烈侯是不是要回咸阳？”
宝鼎摇摇头，笑道，“你何必明知故问？楚国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巴不得离开咸阳越远越好。我现在不会回咸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估计也不会回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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