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下令，章邯出任南阳郡守，甘罗出任封君府相国。
为什么是章邯？这就是取才于贤，凡贤者即可破格录用，但谁来判定贤才？君王和权贵。
商贾吕不韦是贤才，因为投资谋国而上位，他从一位商贾到客卿，再从客卿到相国，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由此类推，天下贤者大有人在，但真正能为君王所用者有多少？又有多少贤才愿意为君王所用？
这个世界没有公平可言，人材的选拔权始终控制在权贵手中，不能为权贵带来利益者，他就不是贤才，也就没有一展抱负的机会。
公子豹是宗室权贵，张唐是军功权贵，这两人的联名举荐足够份量，秦王政肯定要重视，肯定要找到章邯被举荐的原因。在咸阳宫的大书房里，秦王政召见了章邯，近侍大臣冯劫、茅焦、尉缭、蒙嘉均陪坐一侧。一番问答之后，秦王政和冯劫等人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位年轻的军官的确有非同一般的才智。在大秦，本土寒门子弟大都文武兼修，但像章邯这样既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在中央府署历经锻炼的全能型人材还是不多。
正如公子豹、张唐在奏章中所言，像章邯这样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的年轻人将来就是大秦的鼎柱，君王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应该不拘一格大胆起用，这符合大秦任人唯贤的国策。
秦王政和他的近侍大臣们意识到，章邯是老秦人在关键时刻拿出来的“秘密武器”。老秦人找到了公子豹，找到了张唐，这些曾经在武安君麾下浴血疆场的老将们需要公子宝鼎，需要公子宝鼎在适当的时侯第一个举起为武安君翻案的大旗。武安君的案子逆转了，二十多年的沉冤昭雪了，老秦人的权势将更加稳固，而咸阳宫和君王，包括曾经帮助昭襄王打倒武安君的关东人，都将遭到打击，从声誉到权势上都将遭到严重的打击。
楚系外戚扳倒吕不韦后，马上搞出了一个逐客令，逼迫秦王政驱逐关东人，但秦王政顶住了，他巧妙利用楚系内部的矛盾，关键时刻把李斯、甘罗这些受到吕不韦连累的楚人拉了过来，一份《谏逐客书》天下知名，更为秦王政和关东人赢得了“明主”和“贤臣”的美誉。
这一次，老秦人东山再起，肯定要打击关东人，而为武安君翻案就成了最好的办法，因为公子宝鼎封君了，他的权势在老太后和楚系外戚的蓄意操纵下骤然暴涨，老秦人获得了一个为他们冲锋陷阵的猛将，虽然秦王政和关东人在南阳挖了一个陷阱，试图最大程度地削弱公子宝鼎的权势，但咸阳的斗争太复杂了，奋不顾身跳出来救援公子宝鼎的人比比皆是，南阳的局势是否如咸阳宫预期那样的发展已经无法确定。
既然老秦人出手了，那干脆将计就计。依照大秦律，每个郡府有三大员，主管行政的郡守，主管监察的监御史，主管甲兵的郡尉，这三大员彼此没有隶属关系，直接听命于中央。郡守受丞相领导，监御史受御史大夫领导，郡尉则听国尉的命令。老秦人要拿走南阳郡守，确保公子宝鼎在南阳得到保护，那就满足老秦人的意愿，但如此一来，监御史和郡尉就肯定是其它派系的人了，咸阳宫依旧可以牢牢控制南阳。
在封君府相国的人选上，老秦人没办法插手，而咸阳宫削弱和钳制封君的最厉害手段就是直接委派封君府的相国，而相国不是对封君负责，是对君王和中央负责，说白了，南阳权力最大的不是封君，而是封君府的这位相国。
这就直接导致了守、相两府的权责问题。南阳郡是武烈侯的封邑，但它同时也是大秦的一个郡，封君和封邑要无条件地遵从大秦统一的法令，比如田租怎么收，商税怎么收，徭役怎么征等等，军政财各方面所有事情都要完全遵照中央法令。按道理，封邑设一个相国主掌军政财就够了，但假如封君和相国狼狈为奸怎么办？所以必须再设一个地方官长，如此一来，两府势必会产生权责重复、权责不清的问题，两府的矛盾和纠纷也就来了。
一般情况下，封君府的相国当然是强势一方，地方官长哪敢与封君抗衡？但也有例外，特殊情况下，尤其是政治需要的时侯，地方官长在君王和中央的支持下，就敢牢牢压制封君府。
秦王政在命令中没有明确两府的职权，其意图很明确，就是故意让两府的矛盾激化，最后南阳肯定要出事，当两府闹得不可开交的时侯，咸阳宫就有最好的借口出手了。
章邯飞黄腾达了。接到命令后，他被同僚团团围住，恭贺之声不绝于耳。这贺喜的酒筵肯定要吃，但不是今天，今天他必须去感谢所有帮助他的人。
章邯先去拜谢中尉卿张唐。张唐面无喜色，等到章邯把感谢的话说完了，他叹了口气，“很抱歉，我虽然贵为上卿，但对这件事，我实在无能为力。”
章邯垂首不语，心生愧疚之意。他追随了张唐十一年，对张唐一直忠贞不二，但今天，他第一次产生了一种背叛的感觉，然而，就如张唐所说，他也是无能为力，他除了顺应命运的安排外，他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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