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公子宝鼎返回咸阳，咸阳就成了多事之秋，咸阳的风中总是带着一股萧瑟的凄凉之感。
楚系遭到重创，这已经成了咸阳上下的共识，尤其老太后的华阳大姐和弟弟阳泉君熊宸两家基本上给盐铁大案打得抬不起头来，至今他们还深陷于谋反大案无法脱身。老秦人同样遭到重创，与楚系外戚血腥厮杀后，最终以两败俱伤黯然收场，一帮老将军无奈隐退。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秦王政在这场风暴中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他笑到了最后。
风暴的引发者，武烈侯公子宝鼎“万众瞩目”，成了咸阳的众矢之的，人们都在等待着他“灰飞烟灭”的一天，终于，在万众期待之中，这一天姗姗而来。
秦王令，武烈侯公子宝鼎出使大月氏，与大月氏重修盟约，并于秋七月赶赴匈奴单于庭，与大漠上正在崛起的这个强大北虏建盟，以便稳定西北疆的局势，使得咸阳可以集中全部力量攻打关东诸国，以期尽快实现天下一统之大业。
这个消息一日之内传遍咸阳，咸阳震动，惊讶者有之，担忧者有之，鼓掌相贺者有之。
北部遥远的蛮荒之地有三大强悍北虏，西部的大月氏，北部的匈奴，东部的东胡，与大秦边疆接壤的就是大月氏和匈奴。大秦起自于蛮荒，在与北虏的激战中崛起，但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时起，大秦的拓边方向就由西北转向了东南，西北战场随即由攻转守。到了昭襄王年代，西北诸种北虏频频南下侵扰，大秦不胜其烦，于是筑长城以御敌于国门之外。
长城显然起到了阻止北虏入侵的作用，但也隔断了南北两地的交往。几十年来，大秦除了结盟大月氏以外，在西北一线毫无作为，更不要说渡河北上拓边了，由此大秦也基本上失去了探察北虏的机会，以至于现在对北虏现状的了解仅靠南来北往的胡商们的道听途说。
筑长城等于告诉大秦人，我拿北虏没办法了，只好修一道几千里长的城墙挡住他，事实上就是胆怯，失去了对阵的勇气，于是大秦人渐渐畏惧北虏，把北虏想像成了野蛮凶残的嗜血猛兽。
在这种心理影响下，道听途说的结果必须加剧了大秦人对北虏的恐惧。过去有传言，说北虏有三强，大月氏第一，东胡第二，匈奴第三；现在的传言是，匈奴人后来居上，征服了大漠南北的诸种北虏，渐渐拥有了与大月氏和东胡逐鹿大漠，称霸大漠的强悍实力。大漠就如中土一样，狼烟四起，战火连绵。真实的大漠形势如何？除了三大北虏王庭的权贵们，其余众生一无所知。
大秦派使者出塞，这在历史上不是空前的事。如果没有使者往来于大河南北，大秦与大月氏的盟约从何而来？如果没有这个盟约，大月氏又怎么可能不南下拓边？你大秦可以北上拓边，难道大月氏就不能南下开疆？当然，历史上大月氏是不是渡河南下杀进陇西，不得而知，历史没有记载。
中土人向来以泱泱大国自称，不屑于与蛮夷为伍，甚至连记载蛮夷都不屑为之，导致无数蛮夷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而这又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中土人就此以为蛮夷不堪一击，从骨子里瞧不起蛮夷，结果自食恶果，一次又一次惨遭蛮夷的蹂躏。让人怒不可遏的是，还是这些无耻的刀笔吏，大笔一挥，竟然以无耻的“同化论”来掩盖中土的耻辱，“以同化论”来欺骗一代代中土人，以此来扼杀中土人的血性，践踏中土人的灵魂。好在中土人英魂不死，最终扭转了乾坤，撕下了掩盖在耻辱上的遮羞布，让那些敢于直面耻辱的人看清了历史的真面目。
这个时代的人还没有沦落到被历史所蒙蔽，还没有沦落到以耻为荣的地步，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历史，他们甚至连现实都看不到，他们就像漂浮在历史长河中的浮萍，只能随波逐流，只能等待着惊天大浪将他们席卷而去，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与命运做斗争，与生存做斗争。
宝鼎现在就有这种强烈的无助感，因为他掌握的历史知识中找不到关于这个时代大漠北虏的历史，他只知道匈奴人的一代天骄冒顿，只知道冒顿杀了他老爹头曼，抢了大单于的位子，然后冒顿就带着匈奴大军南征北战，灭了东胡，亡了大月氏，屡屡南下威胁中土，迫使中土人不得不用自己女人娇嫩的肉体来换取短暂的和平。无耻的刀笔吏将其称为“和亲”政策，还以自己占了野蛮人天大便宜而沾沾自喜，以耻为荣，在历史上大书特书，无语。
宝鼎急于出塞，就是迫切想搞清楚大漠形势。假如大漠三强鼎立，那中土只要善加利用，就能遏制匈奴人的崛起。只要遏止了匈奴人崛起的步伐，帝国就未必会发动北伐，未必会调用三十万大军北上阻止匈奴人入侵，或者，此举只要能延缓一下北伐的时间也可以，因为只要能有效缓解帝国对天下苍生的敲骨吸髓，那就必然可以缓解帝国国内激烈的矛盾，可以给自己赢得更多的拯救帝国的时间。
任何一个可以拯救帝国的机会都不能错过，这就是现在宝鼎一系列几近于疯狂举动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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