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鼎极尽夸张之能事,把南北形势说得很严峻,极力鼓动老将军们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大漠,怂恿他们利用这次机会主动出击,一来可以给老秦将领们建立功勋,二则可以重创匈奴人,以期阻缓匈奴人统一大漠的步伐。
但老将军们岂是这样好糊弄的?公孙豹久在北疆,对北虏之事了若指掌;王翦、麃公长期戍守长城要隘,对匈奴人的动静更是倍为关注。虽然宝鼎把匈奴人说得很厉害,把匈奴人统一大漠的后果说得严重,但匈奴人毕竟还没有统一大漠,对中土还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威胁,尤其李牧在阴山以北重创匈奴人之后,匈奴人就改变了策略,转而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与月氏、东胡人反复厮杀,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也就是匈奴人没有征服月氏和东胡之前,南北战争全面爆发的可能性并不大。
宝鼎冷笑,一句话就把几位老将军驳斥得哑口无言。
“当年犬戎南下,镐京被攻破,周幽王被杀,这事大家想必很清楚,那么我问问你们,当初是是谁鼓动和怂恿犬戎南下攻打镐京的?”
王翦等人哑口无言。
当年周幽王宠幸褒姒(si),废了王后和太子。王后是申侯之女,所以太子宜臼逃到申国求救。申侯大怒,当即联合缯国和西方犬戎攻打镐京,结果引发了一场空前浩劫。
这一幕会不会在中土重演?假如赵国在秦军的攻击下即将亡国了,假如燕国在秦军的攻击下危在旦夕了,这时候,赵国、燕国会不会不顾一切,向匈奴人求救?假如匈奴人与赵燕两国联手,秦国腹背受敌,两线作战,能否成功击败敌人?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并没有错误,就怕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明明看到危机却视若无睹,任由形势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那才是最可怕的灾难。
“当年如果不是李牧主动出击,围杀匈奴主力,却匈奴七百余里,今日邯郸必将腹背受敌,国祚早已毁于一旦。”宝鼎正色说道,“今日再看看我大秦,西有诸羌,北有月氏和匈奴,陇西、北地两郡时刻处在北虏人的威胁之下,一旦北虏蜂拥而下,陇西、北地丢失,则关西岌岌可危。到了那个时候,我大秦腹背受敌,不得不两线作战,请问大秦还有实力问鼎中土,一统天下吗?”
纵观天下大势,宝鼎的说法当然值得重视,但眼前的事实是,大漠北虏诸种正在逐鹿厮杀,月氏和匈奴人自顾不暇,哪有时间南下征战?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大秦统一天下直到灭亡的二十多年里,正是头曼、冒顿两代大单于带着匈奴人统一大漠的最后时刻,但大秦灭亡的那一刻,冒顿也恰恰完成了大漠的统一,然后他带着四十万控弦北虏呼啸而下,与刘邦在白登大战,差点把刘邦和刚刚诞生的大汉帝国彻底扼杀。
白登大战发生在公元前200年,距离现在还有三十二年的时间。三十二年,弹指一瞬间的事,未雨绸缪不但有必要,而且还一定要马上拿出实际行动,最好是能将崛起中的匈奴人打得伤痕累累,让它根本就没有崛起的可能,让大漠诸族长久维持混战局面,这对大秦的统一大业和帝国的茁壮成长显然有巨大好处。
历史上,始皇帝在统一不久便发动了北伐,蒙恬率三十万将士攻克了河南(贺兰山以东的河套南部地区)和云中(河套地区)。云中本来就是赵国的领土,赵国在阴山南麓筑有长城。蒙恬在攻克河南之后再打云中,说明当时匈奴人已经南下了,帝国北疆的安全受到了匈奴人的威胁,北伐势在必行。
后世史书把秦军北伐和修筑长城列为秦始皇的两大罪状,简直是可笑至致,无耻至致。
秦始皇北伐距离冒顿南下入侵不过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可以想像,秦始皇的北伐是不是势在必行。假如没有秦始皇的这次北伐,匈奴人南下的时间可能要提前。假如冒顿提前四五年南下,中国的历史势必要改写,因为当时帝国崩塌,中土一片混乱,随后又有楚汉相争,中土生灵涂炭,烽烟四起,这时候匈奴人南下,谁能抵挡?谁去抵挡?
所谓万里长城不过是把秦、赵、燕三国长城相连而已,工程量不值一提,蒙恬一两年就完成了。正是这道长城,在大汉国刚刚诞生成长之际,在匈奴人鼎盛时期,成为中土抵御匈奴的一道坚固屏障,她凭借着自己雄壮的身躯,守护着中土,守护着大汉子民,给他们赢得了几十年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
这当然不能算是秦始皇个人的功劳,但后世写史的人也不能颠倒黑白,硬把一件好事说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事,并且让秦始皇背上了千古骂名。刀笔吏之狠毒无耻实在让人瞠目,但没办法,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生存法则就是如此,谁让以刘邦为代表的平民在烽火之中,把传承了八百余年的旧贵族永远的彻底的埋进了地狱?任谁坐在秦始皇这个位置上,都将被这帮平民,这帮“革命者”踩在脚底下肆意践踏。古今莫不如是。
宝鼎自从秦王政提出再攻河北之后,便萌发了北上袭击匈奴的想法。他身处于这个大争之世,把未来的历史放到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再仔细想一想,很多历史真相便露出了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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