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请降案】
和平招安，是中央朝廷的既定战略方针，所以杨复光大可以光明正大、大张旗鼓地进行招安工作，不用避讳，也就是说，杨复光应该会痛痛快快地给王仙芝“信物”。
信物，如同今天的合同、协议，样式不固定，有时候是统帅的佩剑、有时是腰带，或者是白纸黑字的一封书信，总之，不管是怎样的具体形式，都具有公认的约束力，都是诚意的体现。
王仙芝是否持有朝廷招安议和的信物？如果有，那真相就水落石出，无可辩驳。但历史显然不是如此，中央特别调查组最终没能查明真相，看来他们并没有找到“信物”这个铁证。
如果没有信物，那就有两种情况来解释：
1，王仙芝确实没有；
2，王仙芝有，但被宋威隐匿。
我们继续分析，如果王仙芝确实没有的话，那就又有两种可能性：
1-1，杨复光没给他；
1-2，王仙芝过于激动而忘记索要，杨复光也忘了给。
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罗列在这里了，不妨让我们穿越到那个时候，充当一回特别调查组成员，抽丝剥茧，寻找事情的真相：
首先，“杨复光忘了给，同时王仙芝也忘了索要”这个命题实际操作起来就有一定的困难，而且也不符合逻辑，因为双方来往的书信就是天然的信物，往来的信使就是天然的证人。
那么“被宋威骗走或夺走”似乎就成了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
没那么简单。
案件最棘手的地方，往往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背后隐藏的猫腻——幕后势力的博弈。
好了，下面就是本书的卖点，现在，将为大家呈现故事背后的故事：
宋威，自身就很强大，屡有战功，手握重兵，背后更有当朝宰相王铎、卢携的撑腰；
杨复光，大宦官。他干爹是大宦官杨玄价。
别忙，他们之间的关系还真没那么简单。比如宋威和宰相王铎。
为了支持宋威，王铎不惜与自己的恩人——郑畋翻脸，郑畋对王铎是有知遇之恩、提携之情的。但是，在本案中，王铎对宋威的态度却是殊堪玩味的。
在本案中，王铎是偏向杨复光的。
道理很简单：我之所以用你，是因为你没用。
王铎之前之所以力挺宋威，就是因为宋威对待草军的态度，消极、不作为、故意纵敌。
王铎的兄弟王镣世草军中的人质，所以王铎要求朝廷和平招安，而不是武力镇压。剿匪总司令宋威的“无能”、官军的节节败退正好为和平招安提供了外部支持。看了吧，镇压不了，还是招安吧。
河南地面的忠武军兵精将勇，节度使崔安潜威震群贼。而王铎故意分割其军，把忠武军特遣团划拨给宋威，还打压悍将张自勉，把张自勉手中的忠武军划拨给宋威调遣。
王铎所做的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战略目标：招安！
现在，宋威“生擒”草军元老尚君长，不恰恰证明了武力镇压是行得通的吗？那干嘛还招安，让宋威再接再厉，把王仙芝也抓回来不就得了？
王铎当然不愿看到这样的“真相”。
相反，如果杨复光打赢了这场官司，那就证明草军是可以通过和平招安途径解决的。
所以，本案在表面上看，是宋威与杨复光争功，深层次的逻辑则是“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角逐博弈。
王铎是披着“主战派”外衣的“主和派”，所以力挺杨复光，力主和平招安。
我们已经知道，宰相王铎所蕴含着的强大的政治能量，那么……一种更加恐怖的猜测浮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不寒而栗：尚君长的确是被宋威生擒，而王铎暗中授意杨复光上疏抢功。
《旧唐书·僖宗本纪》中的一段记载也支持了这个猜测：
“（乾符五年）二月，王仙芝余党攻江西，招讨使宋威出军屡败之，仍宣诏书谕仙芝。仙芝致书于威，求节钺，威伪许之。仙芝令其大将尚君长、蔡温玉奉表入朝，威乃斩君长、温玉以徇。”
宋威先是“屡败之”，继而“伪许之”，白纸黑字，是宋威诱骗王仙芝投降，然后擒斩尚君长。
然而同书的《黄巢传》中却又记载“复光遣判官吴彦宏谕以朝廷释罪，别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长、蔡温球、楚彦威相次诣阙请罪……时宋威害复光之功，并擒送阙……”
同书的《杨复光传》中也记载“遣判官吴彦弘入城喻朝旨，巢即令其将尚君长奉表归国。招讨使宋威害其功，并兵击贼，巢怒，复作剽……”
这就是《旧唐书》讨厌的地方，自相矛盾。特别是《杨复光传》的记载，漏洞百出。
难怪宋仁宗会对《旧唐书》有“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的评价，因而下诏重新编撰，于是就有了《新唐书》问世。
那我们再来翻阅《新唐书》中的相关记载：
《僖宗本纪》：“（乾符四年）十二月，尚君长降，宋威杀之。”
《黄巢传》：“复光遣其属吴彦宏以招谕贼，仙芝乃遣蔡温球、楚彦威、尚君长来降，欲诣阙请罪，又遗书宋威求节度。威阳许之，上言‘与君长战，擒之’。复光固言其降。”
《杨复光传》：“招讨使宋威击仙芝于江西，复光在军，请判官吴彦宏约贼降，仙芝遣将尚君长自缚如约。威疾其功，密请僖宗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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