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公谨为湖北总督之时，对于地方世族和官吏来说，并无太大的念想。毕竟国朝体制的特殊性，使得哪怕底层再怎么不得志的精英，也能够清晰地捕捉到时局变化的脉络。
体制精英人人皆知张德会接张公谨的班，但知道是一回事，知道了怎么去做有什么反应又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荆襄土豪是见不得张德上位的，十多年交道打下来，张德这条江南土狗是什么狗脾气，别人不知道，他们还能不知道吗？
就是现在，荆襄世族自家的贞观一零后中，也出了不少“叛逆”少年，言必称武汉，仿佛武汉的月亮，似乎也要比荆襄的圆一点。
动不动就提“先进”，动不动就讲“发展”，仿佛荆襄世族家中，就是腐朽的，就是陈旧的，是要被推倒重来的。
面对这种状况，荆襄本地的豪门，既不敢掀桌跟张德正面开打，也不敢和中央政府那样，大摇大摆地高举“拿来主义”，武汉好用的制度，他们不敢用也不会用。至于武汉好的技术，他们也不敢用，即便用了，也是小心翼翼忐忐忑忑，仿佛着用的多了，便会身死族灭一般。
张德在扬子江行走这么多年，别的不敢说，刺杀他的人里面，荆襄豪门绝对不在少数。
至少萧氏肯定有巴不得他去死的老大贵族。
若非留着这些老大贵族还有用处，老张早就把这数千上万的萧氏家族屠了个干净。
“先进”和“发展”是对比出来的，没有荆襄老大世族的承托，怎么显示得出武汉权贵资本家们的“温柔”“多情”？
更何况，武汉的待遇多多少少，三五年都会提一提。而荆襄小农或者山民，别说三五年，三五代人也就那样。
种豆一石，只得三成；种粮两亩，只收八分。
这就是荆襄底层的现状……哦不，这还不是底层，比小农更底层的存在也是有的。一个地方豪强，按照两千人的家族计算，其中泰半都是农奴。
那末，农奴就是最底层了吗？
不是。
因为比农奴更低的，就是世世代代的奴隶。
以荆州为例，治所江陵县固然也是天下雄州之地，但江陵以东有一片泽国县城叫作安兴县。此县在东北沼泽地和山区，有着数量不小的累世奴隶存在。这些奴隶的来源比较复杂，有本身就是逃奴的，有南北朝战乱时期的北方小农，也有山中杂居的野人。
总数量有五六千，分别为江陵县、安兴县的豪门所有。
他们的待遇，大约就是跟牲畜差不多，成年之后开始在主人的安排下交配，然后生产新一代的奴隶……如此循环下去。
而且他们和一般的农奴不同，农奴还有翻身的希望，这些存在，没有主人他们是活不下去的。
当年老张为沔州长史，老李为竟陵县令，对此事都是心知肚明，但这些奴隶，他们买的心思都欠奉。
纯粹是机械的无意识人形牲口，讲白了，他们被主人洗的连脑子都不带，没有个人的主观意识。
若非这只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情绪上很不爽的老张，可能就真的提起四十米的大刀砍死那帮荆襄老世族杂碎。
荆襄离武汉这么近，却始终没有捡到武汉太大的便宜，固然有荆襄上层社会的保守封闭原因，但老张为数不多个人情绪上的不爽，就用在了这个“近邻”身上。
至于公安县那个倒霉蛋，纯粹属于意外。
有本能想要疏远武汉的地方州县，自然也有想要拥抱的。
同样是荆襄“近邻”，峡州、归州就希望在湖北总督老大人张德的带领下，走向发家致富的康庄大道。
唯一不爽的是，东进武汉的道路，被荆襄堵住了。
比如夷陵顺流直下，过荆州就有四镇三关一个百里洲，到哪儿都得把钱袋子抖个响叮当。也就是因为贩运货物前往武汉利润高，否则咬咬牙，还是会交给荆襄豪门的白手套去赚大头利差。
以丝绸为例，世人只知蜀锦，却不知道峡州南北，同样是有品质极好生丝的。尤其是巴山县和远安县两地，早年就是冉氏的重要生丝收购“基地”。
也就是这十来年，才扭转了非常尴尬的局面，能够让本地人把生丝贩卖到武汉赚钱。
只从收入上来讲，地理位置比较尴尬的两县，仅仅是粮农转桑农，就基本能够保证一年到头能有饭吃。
长阳县有个码头，就是专门给巴山县购入粮食做堆场的，粮仓每天都要贩运粮食进入巴山县。
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所以不管荆襄豪门怎么想，峡州这种不尴不尬的地界，是尤为希望张德统筹管理湖北，那么峡州本地的物流成本，就会进一步降低。不管官僚和土豪们的本意如何，桑农是在蛋糕做大的过程中，享受到了便利、好处。
而归州情况和峡州类似，早年煤矿还没什么用，但随着武汉的几个钢铁厂以及燃料大户越来越庞大，市民阶层对燃煤的需求也是每日剧增，两州储量不算太丰富，但开采相对便利的煤矿，也就有了存在价值。
尤其是水运成本极低，一支十条沙船的船队哪怕翻船一半，也还是有得赚，利润相当可观。
可如果自用消耗，那煤矿和路边的石头没有区别。
荆襄豪门，出于自己优势存在的考量，对武汉是抗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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