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长安毕竟是大秦之西京，如此改动，岂不鱼龙混杂，市井混乱？”
宰相萧瑀在皇帝的紫宸殿召见上，大为反对皇帝的这新政。他认为，这太不应当，简直就是胡来。
“朕却恰认为，打破坊街隔离，打破市场的限定，有助于让长安城活跃起来。你们看看现在的长安城，毫无活力，死气沉沉。过去长安城有数十万之民，而现在呢？不到十万啊。”
一座设计时能够容纳百万居民的巨都，现在却只有十万人口不到。
只有西城稍稍有点人气，过去号称东贵的东城，因为大量旧贵族和前朝官员参与谋乱被抄家，或因被牵连其中被流放，使得东城区一片死寂。
至于过去百姓们居住的南城，也只有靠近北边的地区住了人，而更南面的城区，多好坊区都是空的，甚至有些坊区是自建城起就一直是空着的，根本还没有建起民宅，许多长安百姓干脆拿那里当成了麦地稻田或者是菜园子，在那里种稻种菜。
而还有大量的佛寺道观等占据了许多坊区。
罗成很直接的告诉萧瑀，继续这样下去，长安城只会死掉。
他并不希望帝国的西京死去，这是大秦西部地区，最大的一座城池都市，就算如今朝廷设立在东京洛阳，西京只是一座陪都，但他还是希望把长安城打造成为一座西部的核心军事重镇，以及西部的经济中心。
整个河朔关陇诸道的商贸往这里集中，甚至是连结起巴汉、剑南、河东、河南等地。
长安城因偏于一隅，在大一统的时期，尤其是如今，已经不再适合做天下之都城，选洛阳做为都城是必然的。
但长安城也有其不少优势，因此做为西部的中心，还是有必要的。
天下重心东移，这是历史趋势也是必然，天下一统，南方的重要性会突显出来，江汉、黄淮、江南这些地方都将成为新的赋税重地，其税赋通过运河更便利转到洛阳，但却极不利于转到长安。
更别说，以洛阳为都，政令等也更方便传递到天下各地，而关中之地，却连供养长安都不足，若是成为天下中心，处处限制。
不管皇帝怎么说，可萧瑀还是认为，打破坊街之举还是太过出格，甚至认为朝廷如今太过重商不是好事，认为士农工商的秩序不能乱。
“朝廷应当适当的抑制一下工商了。”萧瑀直言。
罗成哈哈一笑。
“萧相，你知道现在朝廷不打仗的时候，一年光是北衙禁军就得要两千万贯的军费开支，内衙还得要五百万贯，而南衙府兵虽说是寓兵于农，可朝廷每年一样得要至少五百万贯军费投入其中。这么算下来，一起打底三千万贯起，这还只是个大概数字。”
“而随便一场战争，哪怕是小规模的，军费也是几十万上百万，如果是一场动员十万人以上的战争，那军费更是止不住。你知道这次朝廷为打好吐谷浑这一战，预算的军费开支是多少？动员军队民夫，消耗钱粮物资军械等等，还有修建城堡，战后抚恤善后等等，起码得要三千万贯，这还是最低的预算，若是战争不能速战速决，则这开支还将不断增加。”
没有工商，朝廷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税赋收入，没有钱，就养不了这么多兵马，没有精锐的军队，又如何守卫边疆击败敌人呢？
这一切，都是连锁一起的。
一环脱节，带来的就是连锁的反应。
萧瑀却还只是老观念，口口声声说士农工商，说要抑制工商，却看不到，如今大秦恢复的这么快，实力这般强，全靠的都是工商。
比如萧瑀不止一次的提出要废除盐税，却看不到盐税现在一年收入三千多万贯，且每年都还在快速增长中。
这么大笔钱，罗成也无法废除盐税啊。
若按萧瑀说的，抑制工商，回到隋朝那种工商无税，只收租庸调的时代，看似好像挺好，可实际上，一有点工程劳役，一有战事，所有的负担就全压到百姓头上了。
也正是因此，隋朝看似无比富裕强大，可一场东征就垮了，本质原因就是隋朝的制度不合理，尤其是其税制。
天下掌握财富的那些人，没负担起应当承担的税务责任，可偏偏连温饱都很难达到的普通百姓，却几乎完全承担了国家的税务。
于是朝廷富裕，贵族官员地主豪强们个个富裕，偏偏就是百姓毫无积余。
现在萧瑀却还口口声声要复古合理，却是假装看不到那些本质的问题。
现在大秦的这些制度，可以说正是大秦的根本，谁要动摇更改这些制度，那就是要动摇大秦的根本了。
侯莫陈乂毫不客气的站了出来。
“陛下，臣以为萧侍郎身为宰执，可却如一书生般迂腐，若是继续居于政事堂中，于国为大患也。”
宰相当面攻击另一位宰相，还说的这么重，殿中气氛一下子就凝重起来。
温彥博想要为萧瑀说话，可这个时候连杜淹也跟着出来踩了一脚。
“萧瑀之言，确实实古不化，太过迂腐，有失宰相之体。”
坐在龙椅上的皇帝，此时却反而不出声了。
尚书右仆射王子明这个时候倒是出来缓和了下气氛，“臣觉得陛下欲在长安推行新政，也算是一个试点，至于好还是坏，可以等一两年后看结果。至于说抑制工商，臣觉得还是有些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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