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政治嗅觉自是没有话说，要不然他也不可能稳居大明首辅之位那么多年，而且揽了那么大的权。不过他揽的都是文治之权，却没有怎么染指兵权，所以权力再大，也不会威胁到朱皇帝。而威胁不到皇帝的首辅，当然是可以官运长久的。他知道，自己即便被朱济世打发出京办事，也不会在回来以后丢了宰辅的位置——纵观眼下的大明政坛，可以取代自己的人只有两个，一是延平王郑洪，二是刚刚封了桂林郡王的韩四。两人虽是赳赳武夫，但却是有这个能力和威望坐稳首辅位置的。只是延平王功成想身退，至于韩四嘛……西域还离不开他镇场子。
思索了半晌之后，左宗棠还是决定以静制动，且看朱皇帝怎么搞定义务教育，这缙绅豪门的刁钻，左宗棠自是再清楚不过。他这次去山西，也少不了要为这些人头疼的。
而此时，谨身殿内，朱济世正捧着一堆报纸在一张张看着。也许和这个时代报纸的读者大多属于有财力送孩子们去就读私立学校的中上阶层有关，义务教育的问题并不大受他们关注，还不如山西的蝗灾，西域的西清和太平天国的战争吸引眼球。
而为数不多的评论文章，都和罗泽南说的一样，尽是一些看起来挺正确，但是绝对无法实现的主张，反对的矛头就是义务教育的强制和收费，按照上面的观点，既然义务教育是强制的，那就不应该收费，如果要收费，就不应该强制……总之，一个收费的义务教育比没有义务教育似乎还不如！
潘祖荫又捧着一堆报纸走到了朱皇帝身边，把报纸放在御案上：“皇上，这是应天府、上海府的地方报纸，上面也有不少关于义务教育的文章。意思也都差不多，都对义务教育收费颇有微词。”
朱济世脸色冷漠，淡淡地道：“朕也知道义务教育收费是不对的，但是不收费的义务教育，朕给不了！在钟，你说说看，这收费的义务教育和没有义务教育比起来，是哪个比较好？”
潘祖荫笑道：“当然是有比没有好了。”
有比没有好！朱皇帝也是这么认为的，哪怕一个被士绅支配的义务教育，也比没有义务教育好。
但是涉及到五六千万教育经费支配权，还有不计其数的小学校长、副校长和老师职位的大事。朱皇帝当然不能只听罗泽南一面之词就决定了——谁不知道罗泽南所属的湘湖一派的根底是士绅，他向着士绅一点也不奇怪。
而朱皇帝的国策就是促使士绅阶级转变，当然不能让这些士绅在义务教育上面捞太多，更不能让他们借着大办教育的东风进一步扩大他们在乡间的权势。
因而此刻，湘湖一派的政敌，殖民地部尚书苗沛霖，工商促进总会会长郑洪和西伯利亚开发公司总经理刘鹏等三人，都正襟危坐在朱大皇帝对面。此外，一脸大胡子的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正拧着眉头坐在朱皇帝身边，浑身充满着一股泰西大贤的气息——他其实才是今天的正角，什么义务教育，什么公民社会，什么宪政议会，都是从泰西传来的，在东方这里哪儿有这些啊？现在遇到问题，当然找这位泰西大贤解惑了。
“罗丞相的方法显然是唯一可行的，政治永远充满着交易和妥协。但是……”
恩格斯的心绪似乎有些恍惚，自从朝鲜考察回来以后，他就开始思考如何防止官僚代替原有的剥削阶级，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问题了——朝鲜似乎正面临着这样的前景，原有的剥削阶级被打倒了，而取代他们的朱朝官员虽然并不拥有资产（土地），但是仍然从农民的辛苦劳作中拿走了40%的剩余价值，而且恩格斯认为他们在未来肯定会拿走更多的剩余价值！
因为朱氏朝鲜根本没有监督这些官员的办法，没有议会也没有新闻自由，只能依靠朱氏朝鲜官僚机构中的监察院去监督官员，这几乎就是让官员自己监督自己……这根本不是办法！
“我想，权力必须要有制约！必须要有监督！”
恩格斯收摄心神，接着说道：“中国目前已经隐约形成了两个既对立又合作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士绅地主阶级。中国的政治生活，就是围绕这两个阶级的斗争和妥协展开的。之前的反清复明战争，就是资产阶级（只有一个资产阶级就是朱济世）和一部分士绅地主阶级联合，打倒士绅地主阶级顽固派的革命斗争。纵观欧洲各国的革命，欧洲资产阶级和欧洲的贵族地主阶级通常是既斗争又妥协的，真正完全排除土地贵族形成资产阶级单独专政的国家几乎是没有的。而欧洲的宪政和代议制，就是这种既斗争又妥协最后形成制约的产物。”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上纲上线了！
不过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贵族或是土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一直是存在激烈斗争和密切勾结的。在有的时候，是资产阶级消灭大部分土地贵族；在有些情况下，又是两种相互勾结；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是新兴资产阶级依附于土地贵族——比如现在的俄罗斯帝国和历史上的中国……而在眼下的大明，在反清复明战争之后，则是新兴资产阶级不断壮大，传统的土地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妥协共治。所谓的资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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