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正月二十，京师各部开始陆续办公，开始新一年的艰难维持，去年打了半年仗，下半年才有精力在京畿附近恢复一些生产，缺钱的总体情况不变，所以增加了一次辽饷，十二月初一正式明发天下，从原来的九厘变为了一分二厘，皇帝就希望今年能好过一些。
宫墙重重的紫禁城中，崇祯在乾清宫中召集了各部官员廷议，各官表情凝重，他们所商讨的不是东奴，而是越来越浩大的山陕流寇。
崇祯二年武之望病死后，杨鹤接任三边总督，他上任后情况还不算太坏，流寇虽多，但基本被限制在一些地区，没有形成燎原之势，但正好这时候建奴入寇来了，陕西三边的延绥、甘肃，宁夏都有调兵勤王，加上附近的固原、山西等军镇，共计三万余边军调动勤王。
这些军队离开后，杨鹤在陕西没有精锐可以动用，崇祯二年的大旱使得情况更加恶化，流寇乘着明军离开的势力真空，开始在各处流动，年底时东路流寇有部分进入山西，同样大旱的山西成为流寇的又一温床，大量贫苦百姓从贼，生产更加被破坏，产生更大的恶性循环。
各路勤王的边军中，甘肃、山西两路成为溃兵，吴自勉的延绥兵在路上也逃得不少，大批逃散的边军不敢回原伍，一些落草为寇，一些则投入了流寇队伍混日子，使得流寇的战斗能力慢慢增强，尽管他们对官军仍然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大多时候望风而逃，但他们开始敢于主动攻击一些小股的明军，或是攻打较大的县城。
四城战役结束后，三边军队开始陆续回到陕西，流寇压力骤然增大，东路各贼便开始大量往更空虚的山西转移，老回回十月攻陷了两省间的重镇河曲，占据了重要的黄河渡口，大批流寇开始涌入山西，分别有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王嘉胤、张献忠、横天王、一字王等数十家，其中名声最大力量最强的就是王嘉胤。
兵部为了应对流寇，除命令各边军归伍之外，又从关宁军抽调了一支骑兵，以遏制乱民的流动，曹文诏因为四城之战战功卓著，加上又有点被其他将领排挤，被关宁扔了出来，兵部任命他为延绥东路副总兵，曹文诏连建奴也敢野战，岂会把这些乱民放在眼中，他很快带着本部人马到了陕西，打得各路流寇鸡飞狗跳，常常几百人追得上万流寇入地无门，这位剿杀流民的名将开始崭露头角。
虽然明军一直大胜，还是有剿不胜剿之感，杨鹤认为剿也是花钱，倒不如把军费用来招抚流寇，也免得杀人太多，有违天和，于是上了几道奏疏，希望朝廷支援点银子和粮食。
现在乾清宫中讨论的，也就是杨鹤的这个招抚之策，崇祯看了一眼参加廷议的陕西参政刘嘉遇，淡淡问道：“三边总督的意思，朕都明白，你等陕西各官，是否都如此认为。”
刘嘉遇低着头道：“回万岁，亦有主剿者，如参政洪承畴，然各府府库拮据，常只余数千银两，大兵一出，用度不敷，究乱民之始，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若是没有活路，无非此散彼聚，终无已时，以军戈相向，剿不胜剿。是以杨大人认为剿局不易结，必得剿抚兼备，然招抚之局同样不易结，仍是钱粮用度不支，空言招抚，旋又叛去。”
他说了半天，还是没说陕西各官是否一致，朝堂上各位大人也没有追问，崇祯微微有些不快，梁廷栋作为本兵，此时不能装哑巴，他出列说道：“禀万岁，对付乱民，原本就是剿抚二策，无非以何为主而已，若是只有招抚，亦是不妥。”
温体仁正要出列，周延儒抢先一步站出来道：“臣亦认为，剿抚互为表里，缺一不可，何时应剿，何时应抚，还需三边总督用一番心思，流贼如今大小数十股，于每股流贼需得细细分辨，哪些可剿，哪些可抚，于顽固不泯者，动以雷霆，震慑宵小，于良知尚存者，施以怀柔，方能真得招抚之效，既显万岁仁厚，亦彰显万岁威严。且剿抚之时，不可拘泥于本省，如今秦贼已入三晋，山西地连河南、北直隶，这两地与山东也在咫尺，河南中原之地，乱则天下震动，山东京师咽喉，乱则运河断绝，万不可任其蔓延，用抚之时，当令河南、真定各地严加巡防，以免成燎原之势。”
崇祯听得连连点头，这个周延儒每次说及实际问题，都有一番见解，让崇祯对他越发满意，温体仁则低着头，周延儒把他想说的话都说光了，但温体仁还不能表现出任何不满，因为周延儒十一月已经升为内阁首辅，圣眷正隆，大权在握，对温体仁也不如原来那么客气。
下首的兵科给事中仇维祯站出来，对付流贼是兵部的事，正该他这个兵科给事中查漏补缺，他从容道：“秦中之寇原系饥民、聚伙成贼不过为求旦夕之命，滋蔓至晋，屠城掠堡，处处见告，若地方各官用心任事，又怎会成眼前之局。陜督杨大人言：剿抚皆有不易结之局，臣观其意，重归于抚，臣反复筹画。秦晋兵机微有不同，晋之贼原秦人也，起自秦而为乱于晋，近日抢掠之获厚赀以募，晋民始有起而应之者。今众兵旦夕已集河曲，枢臣又令尤世禄从平阳诸处逆剿，世禄骁将，贼闻其来必惧。乘其惧也抚之必易。况秦督既以抚自任，当并饥民之为乱晋中者亦广为招纳，使晋有难犯之兵以禠夺其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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