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仲礼院士回答道：“你单纯的批评他们的方法不公平，他们是不会理你的。所以我必须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引起别人的重视。
还有一点你说的很对，这不止是“科学问题”，或者说，这就是政治问题！”
朱铨继续问：“当时您在大会上演讲，您去提出这些观点之后，场上有什么反应？我是说发达国家的代表有什么反应？”
丁仲礼院士回忆了一下，说道：“场上就是有一个灯塔国人，他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是什么样一个行动的问题：华国该怎么行动？
朱铨问：“您怎么回应的？”
丁仲礼开口回答道：
“我就是说我也同意“行动是第一位的”。
我说华国很简单，如果我要对华国政府的建议，华国政府应该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长期排放的承诺。这个长期排放的承诺，就是一句话。”
朱铨问：“就是您刚刚提出来的“从1990年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坚决不超过发达国家同期水平的百分之八十”这句话吗？”
丁仲礼点了点头，说道：“对，就是这句话。
我们定下来的目标就是：不管你怎么减排，我都要比你少，并且我一定要做到。
并且你发达国家已经把所有的基础设施建完了，我们华国很多还没有建，那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背景下，华国应该提出这样的方案，让全世界看到，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我们要比你们雄心勃勃多。”
朱铨也颇为自豪，与有荣焉道：“那是！我们华国从古至今就是负责任的大国，仁义礼智信，比起虚伪的西方发达国家，要文明的多！”
丁仲礼院士笑道：“后来灯塔国人也没有办法跟我争了，接着在有一场会议结束后，有个比利时的人告诉我，他说您回答得很好，他很赞成。”
朱铨总结道：“因为灯塔国的那位没有办法跟你争论，他本来就站在不仁不义的位置上，怎么能够跟我们相比较呢？
您说，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而发展权也是基本人权之一。
那为了公平，我们提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个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间”这个方案就很正确。
会议没有能够达成有效的一致性，其关键点在于发达国家是存有私心，想要垄断这个排放权，从而维持他们领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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