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躬案，刘彻这样的裁决，儒法黄老，勉勉强强，都可以捏着鼻子接受。
于儒家而言，这样的判罚没有危机封建家庭社会的稳定和人伦道德的次序，对法家来说，律法的威严得到了维护，而对黄老派来说，就更好了——从此以后都不必头疼这些家庭纠纷了。
这就是政治的本质了。
假如你不想掀桌子，那就只能妥协，找到一个所有相关各方都能接受和容忍的方案。
待到众人都三呼万岁，表示接受自己的裁决后，刘彻临襟正坐，问道：“那三北案，又是何事？”
“启奏陛下……”一直没有参与进直躬案的纷纷扰扰的法家巨头张恢，终于下场，他巍颤颤的拄着拐杖，对刘彻微微恭身，说道：“这三北案，乃是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
虽然，所有人都清楚，天子肯定是知道三北案的由来的。
但此刻，所有人都揣着明白当糊涂。
“春秋时，有鲁人随其君战，三战三北，彼时，孔子为鲁卿，负国家社稷之重，执司法之权，乃询其故，彼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于是以为孝，举为吏……”张恢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内口音，发音有些类似粤语，是以听起来颇有种后世学校里那些普通话不标准的老教师讲课的感觉。
但，张恢说话的口气，却相当的感染力，让人听着很舒服，尽管微微有些怪异，但却并不反感。
他说着，就再次鞠躬致意，道：“臣等与儒家诸公所争执的点，就在于此……”
他微微抬眼，望了一眼董仲舒、胡毋生以及其他诸位儒家博士，眼中充满着轻蔑和挑衅意味，嘴中声音也提高了一个音调：“臣等法家以为，仲尼当日之所为，使鲁民怯于外战……而儒家诸公却以为不然……”
儒家众人听着，感觉脸上都是火辣辣的，一些脸皮薄的年轻人，甚至不敢抬头看其他人，只能深深的将脑袋埋起来。
特别是公羊派的学者，都是尴尬不已。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孔子当年的确做错了！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
做错了就做错了呗。
只要大家咬死了‘孔子思想没有错，假如有错，那错的肯定是世界’，谁还能奈何得了自己不成？
但问题是，现在的场合，不容许他们再这样撒泼耍无赖。
甚至，不容许他们狡辩！
现在这里，是什么地方？
太学勤学阁！
上首的那个男人是谁？
大汉天子！
大堂两侧，端坐的是什么人？
三公九卿，列侯勋臣！
而今日的大汉帝国，是一个由军事贵族为主，以军功将门和地主阶级为框架的帝国。
当着天子和满朝文武的面，再硬着头皮，狡辩和诡辩，无疑是自寻死路！
天子不可能接受儒家在三北案上立场。
满朝文武，甚至天下的军事贵族，更加无法容忍类似于三北案这样的事情。
这也是现在的儒家，与后世儒家面临的环境的最大不同。
执政的、秉政的，一直到控制和主导国家权力的。
全部都是军事贵族，至少也是军事贵族的集团成员。
这与后世儒家体系下的文官政府是有本质差别的。
最重要的是，现在的大汉帝国，至少在广大的北方郡国，上至列侯、诸侯、下到庶民，没有人会支持儒家在三北案上的立场。
儒家上下确信，只要自己敢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己见。
那就必然会自绝于天下，自绝于朝堂。
天子不会容忍有人打着孝道的旗号，去当逃兵；列侯贵族们也不会准许，自己的麾下有人在战场上当逃兵。
但问题是——事涉孔子，容不得儒家退缩。
倘若没有了孔子这块招牌，儒家的吸引力和对天下人的号召力，就要下降一个等级。
而这极有可能导致，未来的年轻人，不再来到儒家的学苑求学。
那些贵族、那些大商贾，也不会再如现在这样的慷慨。
没有了年轻人的补充和贵族、大商贾的赞助，儒家拿什么去对抗法家和黄老派？
怕是，要被墨家都骑到脑袋上耀武扬威了。
是以，沉默片刻后，胡毋生终于行动了起来。
只见这位大儒，在两位弟子的搀扶下，走到场中，拜道：“陛下容禀：三北案，只见与韩非子之作，未有信史可证！老臣以为，此乃无中生有之事，还望陛下明察之……”
张恢却是早知儒家会拿这个事情来说事，他笑了一声问道：“韩非子难道还能诬陷孔子不成？”
胡毋生哼了一声，拒绝回答这个明显是坑的问题。
张恢哪里肯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他立刻就痛打落水狗，逼问道：“那敢问胡子，胡子对于人主举匹夫之行的事情，如何看待？”
这也是三北案，儒法争论的焦点了。
法家认为，国家、政府，不应该被个人道德所绑架，以国家利益为先。
于是，战国时期，法家执政的国家，都是赤裸裸的肉弱强食，一副帝国主义范。
得寸进尺这个成语，就是由法家所创造的。
而对于儒家来说，将个人道德、礼法标准，置于一切之上，却是他们赖以为生存的根本。
是以，胡毋生几乎是毫不犹豫就回答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若有君子，能率众行善，安邦养民，如何不可以为天下表率？万世之师？”
“周公之后，何人可以以道德治天下？”张恢不甘示弱的反驳着：“岂不闻以子产之贤，管仲之才，尚且需要明法度，立刑罚，方能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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