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时候，刘立杆带着刘老师走了，去哪里也没有和张晨刘芸说，只是说他已经约好了，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击。
屁，张晨在边上心想......
不过好在，胡阿姨总算是安抚下来了，收了钱，她就不会来骚扰刘老师，但是，刘老师反过来会不会继续去撩拨人家，张晨心里没有底。
两个人走了，两个人还留在酒店里，他们在酒店吃饭，刘芸问张晨：
“你们男人，是不是都有两副面孔，都说婚姻是一座围城，你们在城里一副面孔，在城外又是一副面孔？”
张晨想了想，他说：“那肯定的，小昭在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完整的，小昭不在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是空的，现在，我也很难相信没有小芳，我会怎么样。
“别人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婚姻是一种升华，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升了一次，有小孩的时候又升了一次，怎么说呢，就是让你觉得很值得，做什么，活着，都很值得。”
“真好。”刘芸轻轻地叹了口气，“你让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存在的，不然，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灰的。”
张晨笑道：“也没有那么悲观，刘芸，你也很好，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不见的那段时间，大家都很想你，也是值得，不值得的人，没人会想念他的。”
“谢谢。”刘芸说，“这几天我就在想，想我妈妈和我爸爸，越想，我觉得自己不是更了解他们，而是更不了解他们，他们对我来说，简直是个谜，像我爸爸，这么多年他其实应该都是逆来顺受，但是，他以前并没有把这种逆来顺受表现出来。
“我一直还以为，他很乐意做我妈妈的跟屁虫，没想到，他心里其实埋着那么大的怨，我爸爸在我印象里，一直是个懦弱的人，连一句话都不敢顶我妈妈，但是你说，张晨，一个人要多坚毅，多有韧性，才能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忍着。
“但要说他是一个坚韧的人，我又迷惑了，想不通他为什么不反抗？反抗有那么难吗？”
“很难，我小时候，我老爸和我说过一个故事，还是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来了，我们全镇的人都逃到镇后面的山上去，那时我爸爸八岁，跟着我爷爷奶奶他们一起逃，多少人？那天逃到山上的，一共有三千多人。
“结果怎么样？来了八个日本兵，其中还有一个翻译，等于是真正的日本兵，只有七个，这八个日本人，把三千多人都押下了山，他们乖乖地跟着这八个人走了。
“我小时候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还会笑我爸爸他们，我说真没用，三千多人碰到八个人，你们一人一块石头，也把他们砸死了，为什么不反抗？我很鄙夷我爸爸，觉得就是小孩，也应该都是小兵张嘎或潘冬子才对，但是现在，我不会这么想了，我觉得我要在场，也会一样。
“人的勇敢，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么多犹太人被德国人杀了，他们就是到了集中营，明知道自己要死了，为什么也不敢反抗？我想是恐惧和未知吧，在人还没有开始反抗的时候，恐惧和未知就已经把他们击垮了。”
刘芸点了点头，她说：“确实，其实想想，我爸爸就是反抗，又能怎样，大不了迎来我妈的咆哮，大不了离婚，离婚了他一个人也可以过，对对，他们其实早就可以离婚的，没有必要，等到我妈妈死后，他才一副终于被解放的样子。
“张晨你说得对，他其实是在精神上已经垮了，恐惧已经战胜了他，让他连正确的判断都没有了。”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比他勇敢多少。”张晨说，“我们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还要懦弱。最简单的，比如我们和别人在一起，他们说什么的时候，我们明明是不同意的，但大多数时候，我们不会把不同意表露出来。
“在单位里，领导说什么的时候，我们不是也逆来顺受？我们连领导的一句话都不敢反驳，我们有多大的勇气？”
刘芸笑了起来，她说：
“我想起了一件事，斯大林死后，苏共开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不停地抨击斯大林，历数了他的种种罪状，这时候下面有人递上主席台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当斯大林在干这些事情的时候，赫鲁晓夫同志，你在干什么？
“意思是说，你那个时候，已经是莫斯科的市高官，早就是苏共中央的高级领导，既然斯大林这么不正确，你当时为什么不反对，现在来马后炮？
“赫鲁晓夫把这张纸条上的内容读了一遍，然后举起这张纸条，朝下面喊着，这是谁写的？写这张条子的人，请你站起来。会场上鸦雀无声，当然更没有人敢站起来，赫鲁晓夫和大家说，我要告诉写这张纸条的人，我当时就和你现在一样。
“哈哈，张晨，这和你说的是不是一样？我们时过境迁，或者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评头论足是容易的，那时候可以显示我们的勇敢和正义。
“就像现在网上的很多人一样，你一眼看去，哇，全网都是勇敢的正义人士，他们敲着键盘，都快把自己感动哭了，但实际上，我们离开电脑朝四周看看，就是有人在公共场合吐痰和抽烟，有人插队，都很少有人敢出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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