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四年的下半年，许多大事集中爆发，所幸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正面的，虽然朝野繁忙，大方向则是积极向上的。
人是容易受环境影响的生物，哪怕身为帝王也不例外。所谓三人成虎，当某一环境因素频频被身边近人加以强调，自然就能影响到人对环境整体的判断。
越身在高位者，对环境的感知其实就越片面。譬如眼下的李潼，青海大战的胜利让他的威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日常身在宸居，其实做不到对整个帝国方方面面了如指掌。
想要保持清晰准确的认知，首先自己的头脑要保持冷静，要拥有在诸多歌颂声中提取有效讯息的能力。其次便是扩大了解讯息的范围，对各种渠道得获的信息进行交叉对比的分析。
身为一个帝王，自然是凡人能够达到的最高荣耀，但这个位置同样也是各种欲望与纷争交织汇聚的一个焦点。所以一个帝王真实的心境，往往都是慎重且孤独。如果觉得万事顺心、全无忧惧，那么离出问题也就不远了。
乐高脚程极快，往返也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再次返回延英殿时，身后跟着两名侍者，搬抬着一个盛装文书的半满箱笼。
集英馆眼下还并不属于正式的朝廷官署，虽然具有近侍备问的性质，但仍然没有参与到正式的朝议系统中来。
这样一种存在状态也是有利有弊，坏处显而易见，那就是不能插手正式的上下奏对与文书往来，譬如李潼要向外界发布什么命令便不能通过集英馆，因为没有法律效力。而臣下们向上进言，同样也需要中书门下的转呈。
好处则是集英馆众人对圣人的依附度更高，而且没有固定的朝轨章程约束，所以对咨询的获取与传达要更灵活一些。圣人与集英馆诸众之间针对时势的交流商讨，甚至就连宰相都无从参闻。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点便利，李潼才没有急于将集英馆纳为正式的朝议与供奉机构。
此前外朝群臣之所以反对将集英馆事员履历记录在官资中，并不是反对集英馆这一存在，而是希望能够尽快将集英馆纳入系统中，如此才能明确集英馆到底在做什么。
眼下集英馆除了收录图书文籍并培养一些圣人欣赏的少俊人才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访探朝野逸闻、收录成籍，纳入禁中。说的更直白一点，那就是搜罗时事八卦，然后向圣人打小报告。
这种作用还不等于御史的风闻奏事，因为御史凡所言奏自有流程，哪怕再怎么荒诞的奏事，都具有着法律效力。
比如说贞观年间，长孙皇后去世，百官致哀，许敬宗这家伙好死不死的见到欧阳询相貌丑陋而大笑起来，结果遭到了御史的检举揭发，直接被贬出京。
可若这样的事情是由集英馆上奏的话，仅仅只是皇帝知道了这么一件事，真想加以惩罚的话，还要着御史上书弹劾，才能执行惩罚。
李潼眼下是需要一个灵活有效的消息来源，所以暂时不考虑将集英馆制度化。
不过这样的存在也不可长久维持，一则他对集英馆有着更大的寄望与用途，不能一直当做八卦来源地，二则这种事务对士流而言也的确有伤风评、格调不高，若迟迟不能融入到朝政系统中，渐渐的对真正有抱负的时流便也失去了吸引力，会让集英馆真的流于奸佞幸进者聚居地。
之前李潼跟宰相们透露明年将要新修律法，还没说的想法就是让集英馆也参与其中。
集英馆眼下是他的私人幕僚群体，对于他的意图与理念了解自然更深刻，而且集英馆诸众的见识是真正能够下沉闾里，并不是单纯的经学门徒。在修订律法的过程中，便能很好的顾及到市井下层的诉求与管理。
书文送上来之后，李潼便开始翻阅起来，因为并不是正式的文牍奏对，内容所涉也是五花八门，李潼看起来心情便颇为轻松，像是阅读市井氛围浓厚的唐人笔记，而不是关乎家国大计的严肃奏章。
文人猎奇，所涉也颇多士林逸闻。李潼翻起第一篇文书来看，入眼便是今年长安诗坛的一些趣事。
这其中第一则故事，便是诗坛名家的宋之问入京，寓居于终南山，京中士林多往拜访，宋之问过去几年的一些诗文也流传出来，获得不少时流的称赞推崇，号称圣笔制律、宋诗雄发。
宋之问的诗才自是不俗，原本历史上便是唐人律诗定式者之一。不过在当下这个时空中出现了李潼这个挂比，将律诗格式的成熟大大推进，再加上身份的特殊，律诗定格的荣耀自然归于圣人，沈宋都无缘此幸。
不过宋之问这家伙也的确宦途不幸，早年李潼在洛阳与武氏诸王斗法时，其人还曾参与进来与李潼斗诗。但因为见机缩头得快，彼此摩擦没有继续升级。
之后李潼便没有对宋之问更多关注，但时流却没有忘记这家伙，神都革命、相王当国之际，宋之问也没能免于清算，被一纸发配远疆，辗转数年，如今才得归京。
文人墨客往往宦途不幸的时候便会诗情勃发，李潼看了看文中载录宋之问流放期间的一些诗作，发现已经不乏其人晚期风格成熟的诗作，诸如《晚泊湘江》之类的名篇，也的确配得上时流的称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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