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火器子药便携性和相对节省力气的火力持续性；可以说明明具有相对战场规模优势的契丹人，与车阵中太平军对射当中居然是多数时候落了下风；而无法完全发挥出机动游射的专长和优势来。
反而很容易就被打散和扰乱了阵型、势头，而让一波又一波的进攻被迟滞，乃至陷入带相持不下的持续颓势当中；更别说是布置好工事背后装满双份散弹的大炮了。紧要关头在敌人最密集、最扎堆的地方一轰，鲜有不溃乱散开的。
因此，只携带了十五日便携口粮的辽东派遣军，凭借浮筏承载水运的二十多门六寸（短管）山炮和四寸（轻架）野炮，还有大量数倍基数的子药，最终支撑着三个火器营的车阵，挡下了契丹各部三天三夜的轮番攻打。
相比之下，军中配发的掷弹和发（黑尔）火箭，就在战斗中显得有些乏善可陈了；前者要等到敌军冲到阵垒近前才能发挥作用；后者则是除了便携性外，相对火炮准头和射程头差强人意，只能打不会乱跑的固定目标。
如果不是最后刘仁恭部骑兵突袭王帐的时候，出其不意的打破了最后固守防线的高光时刻；尽管如此，相对于在掩体背后坚守阵地，掷弹还是容易在主动进攻当中误伤自己人；而需要严格训练和丰富经验才能成为合格的掷弹手。
当然了，作为铳炮刺刀为核心的火器战阵配套装备，随军携行的车墙、铁丝网和壕沟，在这场战斗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考验和磨炼；至少在几次战斗之后，那些从征的义从军（改造兵），无不适变得越发敬畏和老实服帖起来。
当然了，等到原始的榴散弹和手摇机关枪的科技树也点出来之后，相信历史上那些蛮横彪悍而被历代引以为患的游牧民族，最终只能变成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而融入华夏的大家庭那一天，终究会到来的。
因此，哪怕这个结果有些意外和仓促，但接下来就剩下按照事先规划的战略方案之一，提前执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后续追击和扩大战果了。
比如通过分批出击的骑兵/骑步集群，沿着河流以水运为输送保障和依托，逐步深入到松漠、饶乐都督府的腹地去；甚至不需要追求直接的杀伤和歼灭、缴获成果，只要确保在着一整个夏天到秋天的时间里，让残余的契丹各族疲于应付而没法好好的休养生息。
毕竟，塞外的草原虽足够广大，但是适宜大规模放牧的水源地和草场，却是相对有限的；而人固然可以望风逃跑和躲藏，但是牲畜就不行了，迁徙的距离稍远一些都会掉膘甚至是累死、病死的；然后到了冬季来临之后，大自然自然会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因此，当依靠畜牧业所维系的生产力和经济体系崩溃之后，所谓的游牧民族也就成为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只能靠一波流决生死的炮灰和渣渣了。要么走投无路的去抢劫其他的草原部落，要么南下寇边与严阵以待的中原军队决战。
因此在头两年打垮和肃清了成建制的抵抗之后，接下来就可以沿着草原上水量相对充沛的河流，重新组织大片的步卒和民夫，开始从河流下游向北修筑起一座座间隔数十里，兼具了堡垒/货栈/驿站多种功能的综合据点；
因为草原上游牧民族缺少攻坚能力，这些据点也没有必要用上水泥或是棱堡建筑，直接采用相对廉价而技术成熟的土木结构即可，在搭配少量的驻军和足够的火器弹药之后，就可以有效的威慑和封锁一大片区域；然后再通过季节性河流水运，来输送后勤和相互支援呼应，就又有了相对长久的自持能力。
草原上的生态位出现空缺之后，自然就会有人迁徙过来试图填补之；然后依托河流水运所形成驻军堡垒的锁链体系，就会将其约束和控制起来；变成半定居化而专门提供皮毛、肉类和畜群，而在经济和防务上严重依赖中原的专属畜牧区；
因此，在击败了契丹、奚族之后，在东北地区试行的堡垒推进政策只是个开始；等到运作成熟之后就可以推广到朔方、银夏、甘凉，乃至是安西、北庭故地去；彻底将传统意义上的蒙古高原被大沙漠所分割成的漠北、漠西、漠南草原，用火器和堡垒分割成一个个支离破碎的游牧区。
这虽然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而投入耗费巨大的事业，但是一旦初步成型和见效之后，相对于历朝历代为了守边和备边，所维持的庞大延边驻军和为了配套、维持驻军所建立起来的屯垦体系，却又是相对的多快好省了。
因此，当沿着漕河水陆并进一路接管和收编的数万大军，伴随着周淮安正式抵达幽州城之后，前来迎接的赫然是以新被推举上位的李全忠之子李匡威，以及作为临时辅佐的敬翔，所率领的近千名文武部属，礼数隆重的迎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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