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人眼里，爱尔兰国王约阿希姆一世在26岁以前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从26到30岁则是爱尔兰人的伟大君主，而在30岁之后，他把多数时间花在了陪伴家人和享受生活上，既不操持军政事务，也不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影响，仿佛淡薄权势，归隐田园。实际上，他只是收敛锋芒，选择一种更为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方式应对世事变迁。对内，他格外关注科技教育发展和贫困人群生计，通过身先表率来引导社会观念，巩固自己在爱尔兰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形象；对外，他密切关注各国政界观念和民间思潮的变化，并指派专人对技术领域的刊文、专利进行收集归类，使之成为自己对战略战术层面进行判断的客观依据。因此，当一些德国高层人士还在为他能有当年几成功力而惴惴不安时，随着“腓特烈-凯撒”护航船队诱来猎物，斯人正逐步完成宏大战役布局的最后几块拼板。
一份作战方案成功与否，既要看它的谋篇是否合情合理，更要看它有没有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这一点必须建立在对敌情的了解上。自葡萄牙发生政变、德军强取亚速尔群岛以来，同盟国阵营与美英联盟隔阂加深，正常渠道的军事交流基本断绝，了解对方军情信息主要依靠谍报人员的刺探搜集，而彼此的防备使得这种方式如同盲人摸象。亚速尔战役爆发之初，美英军队未能顺利夺取制空权，还险些丢失大局，就是对同盟国军队在特塞尔岛的防空体系认识不足，而在弗洛雷斯海战结束后，不少德国海军将领还在美英舰艇是否普遍安装雷达设备这个问题上纠结，也都是对敌情掌握不充分的表现。
相较于自视颇高的德国海军指挥官们，夏树的优势在于他对客观规律的认知，任何军用技术绝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的双重基础之上。基于对美英两国学术研究和技术应用领域的长期观察，夏树推断对手当前有能力、有条件大面积运用雷达设备，但雷达探测精度应该不会超过爱尔兰海军的最新装备，也就是说，它们都还达不到实现雷达火控的程度。
有鉴于此，夏树调派七艘驱逐舰组成雷击编队，令其赶在天亮前对敌方舰队展开一次鱼雷攻击。
在“鲁格”号的指引下，五艘德国驱逐舰和两艘爱尔兰驱逐舰一路风驰电掣，直插对手航线前方，也正如夏树预料的那样，美英舰队早早发现了这些来袭舰艇，多艘轻舰艇迅速转向迎击，以阻止敌舰靠近己方大型舰艇。
不多时，照明弹、探照灯以及炮焰的光亮在海面上此起彼伏，迷乱人眼。七艘同盟国驱逐舰乘风破浪，傲然前行，在领舰的指引下，它们兵分两路，一路用舰炮和鱼雷袭扰匆匆布防的敌方轻舰艇，一路迂回敌方侧翼，在大约4000米的距离上接连向敌人的三艘大型战舰发动了两轮鱼雷攻击，飞窜的鱼雷顿时扰得敌方舰队阵型大乱。
在遭到同盟国驱逐舰的鱼雷攻击时，美英舰队早已通过雷达探知到对手有三艘大型战舰正朝自己驶来，托马斯-哈特一面令各舰小心规避，一面着手进行迎战准备。他的战斗旗舰“列克星敦”号建成时被誉为现代工业的奇迹，进入30年代，它依然是海军界的超级巨无霸，但这个巨人的缺点和优点一样突出。亚速尔战役期间，六艘列克星敦级三沉两重伤，一直饱受诟病的防御体系果然成为了它们在战场上的命门，在远程炮战和防空作战中易受攻击的水平防护尤为脆弱。鉴于这些惨痛的经验教训，美国海军部已决定对归国大修的两艘列克星敦级进行第二次大改装，以牺牲航速为代价，大幅度加强它们的防护能力，而“列克星敦”号的改装也顺理成章地列上了日程。
既然“列克星敦”号不擅长打硬仗，同行的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亦稍显老迈，哈特决定避敌锋芒，利用航速与之周旋，等主力舰队赶到再行攻击。
曾有人断言，昼间海战是实力说了算，夜间海战则是运气说了算，这话虽然过于绝对，也确实有它的道理。突进、机动、雷击、撤退，七艘同盟国驱逐舰发动了一场典型的闪电快攻，尽管它们当中有五艘装备了雷达，并在战斗中投射了足足42条鱼雷，却只击沉了一艘美国驱逐舰，而那三艘大型战舰根本连毛都没挨着，自己倒有两艘被打得起了火。
七艘同盟国驱逐舰顺利回撤，与之交火的美英轻舰艇因得到了旗舰的明确指令，并未尾随追击。须臾，天边泛起了一丝鱼肚白，眼下的战场形势是美英舰队位于正北偏西，舰队阵型散乱，重新编队尚需时间，而同盟国舰队位于正南偏东，舰队阵型齐整，三艘战列舰排成“撇”型斜纵队，按照德国海军的传统风格，“黑森”号领头，“大选帝侯”号居其右后，“卡尔大帝”号位处末端，美英舰队在它们的左舷前方，因而前主炮指向目标，后主炮处于顺时针转角的极限状态。
此时海上的视线还较为模糊，双方的位置对光学测距瞄准的影响尚无差别。在距离敌方大型战舰29000米，也即31700码的时候，“黑森”号率先发出了震耳的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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