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四月，经过认真思考之后的吴帆徽，终于给皇上写了两份奏折，其中一份奏折是关于登州兵变的，一封奏折是关于流寇作乱的。
两封奏折，吴帆徽都表明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以彻底剿灭叛军和流寇为主，以招抚为辅助，且对招抚严格控制，凡是出现过降而复叛的流寇与叛军，绝不会再次任何的机会。
提出这样的观点，吴帆徽在奏折之中经过了仔细的分析。
叛军方面，他认为孔有德、耿仲明以及李九如之流，从造反的那一天开始，就没有想着归顺朝廷，他们自命为都元帅、大将军以及将军的称号，其实就是谋反，朝廷绝不能够因为登州有着大量的火器和粮草，从而投鼠忌器，总是想着招募孔有德等叛军，若是朝廷不能够狠下决心，派出精锐的大军，彻底剿灭孔有德之流，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流寇方面，吴帆徽认为，朝廷一味考虑流寇是无奈之下造反，念其可怜，故而多采取招降的举措，这是不对的，从陕西和山西以及福建等地造反的流寇来看，招抚的策略很好，可惜流寇根本不能够体会皇上之苦心，一次次的招抚，反而让他们认为朝廷好糊弄，一旦遭遇到危险，就归顺朝廷，稍稍得到喘息就再次造反。
对于流寇，务必斩杀其主要首领，绝不能够轻饶。
这两份奏折，写出了吴帆徽内心的真实想法。
身为翰林修撰、文渊阁当值，吴帆徽有直接给皇上写去奏折的权力，所以他的奏折，是直接给皇上的，不会经过内阁以及六部。
吴帆徽的两份奏折，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的音讯，显然奏折被皇上留中不发了。
这让吴帆徽有些失望，但也是在他的预料之中的，十七岁的吴帆徽，只不过是翰林修撰，到朝中当值才四个月左右的时间，皇上肯定认为，他吴帆徽在文渊阁当值，看了那么多的奏折和文书，内心有着怒火，故而写出这样的奏折，这不过是年轻人义愤填膺的表现形式。
皇上没有将奏折转给内阁处理，这说明皇上还是有着保护他吴帆徽的心思的，要知道这样的奏折，若是转到了内阁，现如今内阁主抚的众多大人，一定会另眼相看的。
吴帆徽尽力了，但是他不会放弃，既然皇上将他的奏折留中不发，就说明皇上是认真看了这些奏折了，接下来他还要继续写奏折，期望能够打动皇上。
五月底，不幸的消息再次传来，暂时署理山东剿灭叛军事宜的兵部右侍郎刘宇烈，误信叛军蛊惑，与叛兵谈判的过程之中，遭遇叛军的袭击，损失惨重，被迫退守昌邑。
朝廷派出的太子少保张国臣，乃是辽籍官员之中品阶最高的文官，代表朝廷前去招抚孔有德及其叛军，且命令各路援军不准进攻孔有德部队，张国臣同样遭遇蛊惑，差点身亡。
吴帆徽马上再次写下奏折，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局面，他认为局势已经到了危若累卵的地步，朝廷必须彻底放弃招抚的想法，派遣精锐的大军，彻底剿灭孔有德及其叛军。
这一次的奏折上去，还是没有音讯。
吴帆徽终于有些绝望了，他发现皇上怕是真的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做事情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有着毫不值钱的怜悯心态，这样的心态将让大明王朝更加快速的土崩瓦解。
莱州城的详细情况，朝廷不知道，因为那里已经被叛军死死的包围，不过吴帆徽是知道的，这个时候有一个更大的不幸消息，皇上和朝廷都不知道，那就是山东巡抚徐从治，应该是阵亡了，莱州的军民在登莱巡抚谢琏，以及莱州知府朱万年的指挥之下，依旧在拼死抵抗，不过更大的悲剧将出现，因为皇上不知道情况，内心依旧是想着招降孔有德的，接下来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登莱巡抚谢琏，以及莱州知府朱万年，都将命丧孔有德之手。
也是五月底，礼部尚书徐光启敕封东阁大学士，入阁参政，被孔有德放归、被朝廷投入大牢的原登莱巡抚孙元化，以及同样被投进大牢的原右副都御使、山东巡抚余大成，如何处置的事宜，内阁开始商议。
内阁的争论异常的激烈，内阁首辅周延儒、内阁大臣徐光启两人的建议是赦免，内阁次辅温体仁的意见是斩立决。
皇上的意见偏向于温体仁。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皇上对周延儒已经不是特别信任了。
当然皇上还是倚重周延儒的，认为周延儒很有才华，能够很好的署理政务。
这让起草票拟的吴帆徽，无法动笔，不知道该怎么写这份票拟。
在吴帆徽看来，孙元化是不可饶恕的，轻信自身的能力，认为孔有德会归顺朝廷，结果惹来了这么大的麻烦。
若是孙元化刚开始就当机立断，凭着孔有德麾下的三千人，无钱无粮，得不到任何的补给，在吴桥一带就被彻底剿灭，根本没有机会回到登州，更不可能拿下登州城池，进而攻陷了登莱各地的州县城池。
现如今的孔有德，麾下的军士，已经超过两万人，其力量不同于一般了。
不过是不是要斩杀孙元化，倒是值得商榷的事宜，毕竟孙元化不可预知孔有德的野心，或者说没有那么长远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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