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诽归腹诽，刘钰还是羡慕嫉妒的。
整个包括绿罗马在内的亚洲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抵达一定的高度之后，也只有做到最顶端的那个人，有资格“任性”地偶尔当一会儿人。
包括诸多皇子在内，只要露出了一丁点的软弱，跟其混的人早就另投他处了。
皇子之下，刘钰已是公爵，到顶了。
可即便是他，在之前的治淮问题上，他要是有过多的“人性”，一旦站出来，将来治水出了事，他就有大麻烦。
皇帝看似在问身边的人，实则就是自言自语，自我感慨。因为这话，就没有臣子敢接。
盖棺定论、盖棺定谥号，大顺就没有评价活人的习惯。
刘钰多多少少也能明白皇帝这时候发神经的缘由。
从李家王朝的角度来看，现在做完的事不提。
剩下的事，要么是治标不治本或者根本就是小事了、要么就是功利千秋的事没有一件好做的。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西南改土归流之类的，自然是大事。
但从李家王朝的角度，那叫大事吗？
以史为鉴，有西南土司起事成功，最终坐上龙椅的吗？
以史为鉴，农民起义的危险性，可比那群西南土司大得多。
以史为鉴，即便刘钰说过无数次了，线列兵加野战炮加棱堡，北方游牧的祸患可以就此告别。大顺参谋部推演出的“棱堡时代已经结束”的结论，是说大顺和西洋那些国家的战争、以及必然技术扩散的引信木托爆炸弹的影响，而不是说北方游牧——养得起瑞典炮兵的准噶尔，靠的是金矿铜矿和天山的耕地、棉花、小麦和手工业，它就根本不是个单纯的游牧势力。
但终究考虑历朝历代的历史，经验主义的错觉、刻舟求剑的潜意识，使得皇帝潜意识地觉得北方问题比西南土司要严重的多。
西南改土归流，站在皇室和王朝家族的角度看，就是修修补补。
除去西南改土归流，还有西北移民、东北移民，乃至于皇帝设想的郡县朝鲜和北越，要么就是小事，要么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事。
而治水，治淮、治黄河、废漕运等等这些，属于是站在李家王朝角度看的大事、治标治本的那种。
刘钰就说过，皇帝很自负，皇帝想办大事、治标治本的事。因为剩下那些在李家王朝看来的小事、治标不治本的事，即便儿子不如自己，也差不多能办成。
可大事，就没有一个简单的。
甚至可以说，治淮、治黄河、治水，竟然是这些大事里最最最简单的那个。
剩下的，李家王朝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保证小农经济、保证自耕农、保证土地兼并的延缓，保证不至于民不聊生。
胥吏狂欢、基层加派、士绅控制、土地买卖、黄淮水灾、兼并破产、漂没贪污……这才是要解决的大事。
而这些大事里，开口就要3000万两白银的治淮，是这些大事里最最最简单的一个。
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才堪堪能解决一个最最最最简单的大事，而且还不保证这件事最后到底能不能做好。
听起来有些魔幻，可事实就是如此。
剩下的随便拿出一个，是3000万两白银能解决的？
就说次简单的、理论上是可以用氪金来解决的……治理黄河。
3000万两？
3000万两就想驯服黄河？欺负欺负淮河得了。真要是铜瓦厢决口了，3000万两连个响都听不着。
剩下那些，胥吏、士绅、加派、贪腐、兼并、地租……哪一个不比治理黄河要难？
做政治动物的时候，刘钰“赤子之心”、“宇宙之悲”的时候，皇帝哈哈大笑，觉得刘钰是打仗打多了，得了战后病了。
然而一旦不做政治动物，偶尔当回人，一样也会生出这种无力感。
刘钰自然感觉到无力，所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暗影双生的新阶层上，寄托在未来上。
他直接躲开天朝内的事，觉得外面的事比天朝内部的事简单多了。
干就是了。
哪怕是爪哇土改呢，他都能直接告诉牛二：多简单，杀就是了。他妈的就是把万丹苏丹的头剁了，有人跑来朝廷告状，他也扛得住。在爪哇，剁个有十万亩土地的当地大土地主，都不如在河南江苏剁一个一千亩的士绅麻烦大。
爪哇土改能杀，山东河南的土地问题，刘钰敢说杀这个字吗？
可皇帝不是刘钰，他是天子。在他看来，外部扩张的最终目的，就是有足够的钱，来解决内部问题。
只要保证现今的基本盘，能把基本盘内部的问题解决了，外部自然不是问题。
这么想，绝对正确。
中华这么大的体量，内部问题解决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此时西洋诸国算个啥呢？
然而最正确的想法，往往意味着这是一条根本走不了的路。
所谓：正确的废话。就是如此。
一个治淮，就直接让皇帝感慨万千。真相把国内的事都解决了，何异于登天？
皇帝也知道自己偶尔发发的感慨，根本无人敢回答，终于对着涛涛河水叹了口气，不再提自己“如果现在死了如何如何”，慢慢转过身来，不再去看那涛涛浊浪。
唤来身边近侍，吩咐了两句。近侍便让身边的护卫、内官等，各自散去在五十步外，恰恰是听不到皇帝说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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