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的根本问题在内部。
刘钰始终在外面折腾，是为了由外而内催生解决问题的阶层。
但现在，内部的问题反过来制约了新时代的发展。
任何政策都有两面性。
将人头税摊入到土地税中，这是一条鞭法的继承，其中的逻辑非常明确，从明朝中期开始就一贯以之。
好的方面是放松了对人口迁徙的控制、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可坏的方面，就是土地价格降低，小农更容易破产，在地租保持五成左右不变的前提下，买地囤地的收益率远高于投资工商业。
这一点，在当初刘钰鼓动开发虾夷投资的时候，豪商们就说过这个问题。
他们虽然没有科班出身的经济学知识储备，但是长久的经验让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以土地计税，必然导致导致土地售卖价格下降，因为苛捐杂税的无底洞也和土地绑定了而不再与人头绑定。
想要真正让工商业发展起来，既要让资本流向工商业，也要开辟更大的市场。
大顺这边还需要做很多配套的政策。
比如将永佃制普及下去、比如进行减租政策，但这些实行起来又着实是难。
明末倒是出现了一波永佃、减租、减息、不为奴的风潮。
不过那风潮可不是朝廷政策推动的，而是佃户、奴仆们直接抄家伙，趁着“天地翻覆”的机会，拿刀子逼着地主们逼出来的。
然而乱局结束之后，士绅们又撕毁了当初逼出来的契约。
或曰：“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是则真奴语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主仆之义，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于眼下，而忽居额上，讵可名人乎哉！”
大顺内部其实是个内部割裂的社会。
华北地区、北方大部，经过明末长久的战乱、拉锯、起义、反抗、屠杀，如今基本还保持着小农为主的经济基础，大地主不是非常多。
运河地区，因为长久的水患，民风凶悍，贼匪太多，动辄出现天灾之后，打着“孔老二被困陈蔡的时候，从叫花子祖师范丹手里借过吃的，但是他妈的日后也没还。现在我们这些叫花子都是范丹的徒孙，让你们这些孔老二的徒孙士绅还点钱、还点吃的，父债子偿、师债徒偿，这不是天经地义吗”这样的口号，靠着底层宗教组织起来，乱成一团。有些地方士绅不得不多有让步；有些地方则是士绅就是贼匪的头目，搞出什么佃户避讳、除夜权之类的魔幻情况。
过了江淮，江南地区，大地主、大庄园就比较多了。明代流下的蓄奴习俗、大量的兼并的土地、绝大多数人是佃户。这和北方、尤其是华北、西北等大顺当年杀人比较多的地方的经济基础，就完全不一样。
再往南，宗族势力强大、基督教传播日凶，大量的被宗族欺压、被吃绝户的人，都是暗地里的基督徒。土、客矛盾，宗族械斗，也给了宗教极大的可乘之机。加之对外贸易中心北移，出现了许多的失业者，宗教这几年着实泛滥。
这种基本被撕裂的社会，隐藏在大顺开疆拓土的盛世之下，都是潜在的巨大危机。
危机之下，便是工商业发展的巨大阻碍。
江南地区的经济基础，注定了许多商人本身也是囤地的大地主。这就使得他们在本地的关系网很深，对于囤地收租这种事也非常熟悉了解。
同时也意味着，想要在资本主义萌芽地区，通过减租、减息、永佃等方式，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就非常困难。
没有配套的政策，想要发展工商业，就特别的难。而这个政策，不是说朝廷鼓励工商业发展就能发展的。
大顺想要让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长大，和西欧是不一样的。
大顺想要发展资本主义，要么减租、减息、永佃、土改。
这样的好处，一是增加国内市场的购买力。
二是降低土地的收益，从而让资本自发向工商业转移。
这是符合资本逐利性本质的，也是治标治本的。
但大顺做不到。
要么政府官办。
但政府官办，以大顺的封建王朝的组织能力，也就能办一些重工。
比如军工、造船、钢铁，当然这个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科学院已经搞出了蒸汽机。
要么，再就是靠先知，靠后世的见识，把握时代的命脉，找到利润率极高的新兴产业。
不说和囤地买地的回报率一样——除非这先知掌握了炼金术，否则鼎盛时候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也就和在大顺买地收地租差不多——但至少不能太低，如此才能吸引民间资本。
而且这种产业，还不能与民争利，还不能危机到大顺的小农经济，这是大顺的统治基础。
所以只能去外部找市场。
也所以，组建南洋贸易公司，以垄断对抗垄断、以舰队对抗舰队，这就至关重要。
拿到了海上贸易的主动权、拿到了欧美市场，一些新兴产业的利润也会上升。反过来又能促进资本流向工商业。
而这种对外贸易，又注定了彻底官办就是死路一条。彻底官办的结果，只能是趋于保守，甚至逐渐萎缩退化成闭关锁国的十三行模式。
而且其中的巨大开销，不把民间资本拉进来，就大顺这垃圾到极点的税收能力；这眼瞅着就被连印度都没有、远不是日不落的英国的国库岁入超越的基层控制力和财政体制，根本玩不起官办的七海争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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