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朱由校做出的改革太多了，以至于那些反对的官员，都不知道该把抗争的主力放在哪里了。
这些官员反对征收商税、关税，还反对北直隶的土地政策。更是反对朱由校开始直接提拔基层吏员成为官员。
简直就是各种反对，但是反对又有什么用。
如今征收商业税在北直隶和东北地区、台湾已成定局，海关关税征税也成定局。这些腐烂的官僚，能制约朱由校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
税收方面朱由校并不过度依赖这些文官，税务局没几个是科举出来的。农业税方面如今对于朝廷来说，也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或者说农业税本身对国家是很重要的，但是明王朝如今糟糕的农业税征收额度，实在是鸡肋无比。当前农业税依旧是要依靠那些文官征收的，不过朱由校做的就是加强监督，能收上来多少是多少，严禁官府向普通百姓崔科。
而北直隶的农业税在天启四年就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仅一省的农业税额度超过了北方各省的农业税总和。
实际上如今北直隶地区反对商业税的商人已经很少了，因为人们已经适应了当前的制度。
或者说传统的官商勾结势力，已经被皇家财团给取代了。而如今北直隶众多的民间商人，很多也是在新的制度下崛起的。商业税的出现，反而造就了许多民间商人。因为传统的官商勾结势力，在如今的北直隶已经吃不开了，民间商人要想赚到钱，得凭借真本事，而不是无脑就能赚到钱的。
当然民间商人也希望商业税能低一些，谁不想呢！但他们已经无法掌握舆论的主流，也不敢站出来呼吁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资格。而且很多商人也意识到，北直隶的商业繁荣，是建立在如今的体系之下的。
尽管朝廷有征收商业税，同时也将蛋糕做大了。
而那些曾经反对商业税的主流商人，多数已经被整得不是破产，就是逃离了北直隶，被排斥在了北直隶市场之外。
这样的商业税征收，没有征收矿税的地域性那么大。但聪明人都发现，如今皇帝的征税方式，比万历皇帝的矿税还要高明。
因为地域性没那么大，造成的影响也只是局部的。局部被消化之后，反对的声音也日渐减少，而税收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如今规模扩大到整个东北地区，而朝廷如今也有钱对东北地区进行开发。未来用不了多久，朝廷的财政就能被彻底盘活。
那些旧官僚势力瞄来瞄去，最终将火力集中到了朱由校此时的官员提拔方式上。
随着东北地区先是收复辽东，接着又开了四个省，外加台湾开省。明王朝地方官员出现了大量的新编制。光是地方一把手，就需要提拔一百多人，还不包括其他官员。林林总总的算下来，起码需要四百多名主要官员。
结果没过多久，内阁就直接从基层吏员进行提拔了。
不少北直隶各地官府的主簿、典史，甚至是州县衙门的文书都被提拔上去了。
而此时北直隶已经完成了吏治改革，朱由校正式在北直隶加入了公务员制度，各地官府的编制也得到了扩大。
基本上只要有秀才功名，很容易通过公务员考试，从而进入各地衙门做事。进入衙门的公务员，每三个月进行一次业绩考核，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考。
这样的考核采取提拔一批、保留一批、淘汰一批，再招收一批的制度。
考核成绩优秀的提拔上去，业绩还可以的留职，业绩平庸以及年纪大，身体有疾的或辞退，获让其退休，同时再招收一批新人进衙门。
这样的制度，是受到很多读书人欢迎的。特别是一些寒门子弟，以及一些没有考上举人和进士的秀才。
北直隶的新制度，意味着他们都有出仕的道路。
但是对于旧官僚势力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些旧官僚势力很多都有经商，本身就是商人背景。
商人子弟可以参与科举，使得明末官场风气迅速恶化。主要就是因为商人子弟在科举中有很大的优势，他们的子弟如果碰上天赋不错的，可以请名师进行指导。科举的时候，甚至还可以进行暗箱操作。使得科举制度，很快就成为商人阶级向政治渗透的重要渠道。
一般情况下官员紧缺，自然是要开科取士。
可是皇帝如今没有想要继续开科的意思，反而是搞什么不拘一格降人才，简直就是断了商人阶级向政治继续加大渗透的重要渠道。
那些官员如今对东北地区的利益，简直就是垂涎三尺。过去挖过辽东墙角的官员就会明白，辽东地区的利益是有多么巨大。
但是皇帝在东北地区实施行政，又从基层提拔官员，就完全把他们阻挡在了外面，自然是要集火反对。
随着朱由校开始大规模提拔那些表现良好，并且有基层行政经验的吏员的时候，朝中的那些官员顿时就闹起来了。不仅上奏反对不断，早朝的时候也不断的跳出来当搅屎棍，搞得朱由校不胜其烦。
随着矛盾的激化，每次早朝都像是菜市场一般。那些东林党残余势力已经拧成一股绳了，在朝堂之上又跳了起来。汉皇党此时也已非吴下阿蒙，两派官员在朝堂上的争论，让朝廷没有什么悬念的就变成了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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