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如郑玄，起初从第五元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儒经，后来他又跟张恭祖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而这些又是属于古文经学派的儒经，也正是他并不专守一师之说，尊一家之言，而是博学多师，兼收并蓄，到后来更是在马融门下受业多年，虽马融算得上是最早出现的通儒，但其本质仍为古文经学大师，而个人倾向也更向着古文经学一边。
但郑玄并不遵守当时经学中师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遍注古文经，注中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个今文经学家的解释。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方才有了后来博稽六艺，成为一代通儒大家。
而在此之间，大汉朝发生了党锢一事，郑玄被禁十四年，也正是在这十四年间，他可以遂潜心著述，而随着党锢禁解，集古文经学之大成，更使古文今文融为一炉的郑玄彻底将今古文合二为一，大通学时代出现了。
而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通学乃是大势所趋，又经过马融等数带通儒发展，使得郑学一出现便成为士人焦点，并逐渐自灵帝末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
例如，郑玄所注的古文经学费氏《易》流行，而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郑注《古文尚书》流传，而今文经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郑玄笺注了古文经的《毛诗》，而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的《诗》也就不显了。郑学的出现，使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正是他才使得儒家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
而期间还有一件事是需要大书特书的，那就是用了十七年时间写成了《公羊春秋解诂》的著名今文经学大师何休，他对《公羊》一书内容多有研究，从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三文中可见，他认为《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义理深远，像墨子的城防一样无懈可击。而《左氏》与《谷梁》二传则存在严重的缺点，根本不值得研究。
郑玄乃针对他的观点，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驳斥之。他认为三传各有其优缺点，《公羊》并非十全十美。何休读了郑玄的文章，也带着叹服的口气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意思是说郑玄能从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用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来驳倒他的立论。由于郑玄对何休的批驳十分有力，使经师和学者们十分惊服。据说当时京师之人称何休为“学海”，而称郑玄为“经神”，郑的声望远超过何。当时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郑玄门下者甚众，他的徒党通于天下。
可以说一切的转折点要从郑玄四十五岁被禁锢，到了五十八岁蒙赦令这十四年说起，也就是在这十四年的期间内，郑玄打破了经学的家法，注释与著书“几百余万言”，创立了郑学，而到党禁解后更是朝臣屡辟举不就，一心著述授学的郑玄后来更是为了躲避征辟不得不远辟小沛，建起杏林，在这里他用充足的时间遍注了众多儒家经典，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尤其是他门生遍天下，地位超然，深受天下士林推崇，其后士子更是尊其所注经学为郑学！
刘澜进得茅屋，老寿星亦如始见时那般健朗，油光粉面的容颊看上去像是刚出生的婴儿，此刻正眼放精芒的看着他，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礼数必须周全，更何况他现在有求于人。
“郑先生，多日不见，您老身子骨亦如初见时那般健朗，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哈哈！”
郑玄朗笑了一声，还了一礼，道：“刘州牧百忙之中前来茅舍，不知所谓何来？”
徐州的生活让刘澜厌倦，每日活在面具之下，甚至要换上数副面具去见人，这样的生活苦不堪言。但他却真的喜欢和郑玄这样简单的交流，没有任何的勾心斗角，就像是忘年交，没有身份和地位，没有利益的错综复杂，只是简单的把酒言欢。
刘澜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老头，他没有那些腐儒的作态，像是一位平辈而交的知己，在他面前无需算计，敞开心扉就好。
即使是孩子面对父母，即使是深交的知己也会有些难以启齿之事隐瞒，更何况只有几面之缘的老者，但就是这样的老者，却能让他坦诚相见，可见郑玄个人魅力。
刘澜毫无隐瞒，直言来意：“德然此次前来小沛，一是为兖豫二州蝗灾之事，二是顺道探望一位故人还有先生您，第三嘛，就是想请先生出面，帮衬游说一位大才出仕！”
郑玄点点头，示意他落座之后，道：“蝗灾之事，是为人祸？是为天灾？我辈之人都道天灾，天降灾厄，焉能避免；如今灾降兖豫，诚为郡守之失，孟德、奉先连年交兵，致使百姓苦不堪言，上天降祸，咎由自取。”
若说地震冰雹这些是天灾还差不多，但蝗灾若也上升到天灾，难免有些夸大，虽然不知蝗灾的形成原因，但在刘澜心中却更愿意将之称为‘人祸’，而不是上天降祸之‘天灾’，反驳，道：“先生所言澜不敢苟同，所谓蝗灾，如同猛虎食人，猛虎是吃人，蝗虫是吃谷，人力可抗，又岂能称之天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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