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应这个难题，捷克的贵族们创造出了一种战法，即利用移动的四轮马车为屏障，来保护农民兵的生命安全。这就是欧洲车营的雏形——胡斯车堡。
胡斯车堡的优势在于，它既可以凭借高大的挡板为战车上的士兵提供保护，也具有较强的机动性，可以在战场上自由的运动。
胡斯车堡的基本单位是小组，每一个车堡小组一般有10-20人和相应的军械。在小组之上，以10辆车堡为单位组成更大的战术单位，再往上则是几十上百辆车堡组成的连队单位。
每个小组一辆战车，战车的人员配置是2名射手(装备有火绳枪和炮)、4到8名弩手、2到4名链枷手(用农民的链枷作战)、4名长矛手、2名盾牌手(战斗时用大盾牌掩护人和马)和2名驭手。驭手负责驾驭马匹和到宿营地后联结战车，战车由车长指挥。
车堡作战并不是单兵种独立作战，而是步、骑、车三方结合，协同作战。胡斯车堡的配备步兵编为五十人队，配有五十人长。百人长指挥数个五十人队，步兵盖特曼统率所有步兵。骑兵因为装备轻，机动性强，因此任务是侦察、行军警戒、实施反冲击和追击溃逃之敌。
除了人员上的混合，车堡还利用火炮作为火力支援。胡斯车堡的炮兵部队分为野战炮兵和攻城炮兵。野炮有发射石弹的短炮管榴弹炮和固定在木制炮架上、发射石弹和铁弹的长炮管。一般而言，5辆战车配1门野炮。主要攻城火炮是口径850毫米、射程200到500米的臼炮，每个战车队配1门。
可以说，胡斯车堡是近代陆军战术的曙光，因为它终结了贵族骑士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打破了中世纪战争的个人武勇为主的战争特点，更加强调各个兵种之间的紧密配合。
当然，胡斯车堡并不是单纯欧洲人的专利，明朝时期也独立创造出了车营的战法，而将这一战法发扬光大的人，正是俞大猷！在后世华夏，世人都知道戚继光，但不少人都不知道，戚继光时代，还有个俞大猷，抗倭功绩，不亚于戚继光。其本身领兵才能也不比戚继光低多少。
须知当时的人们，称呼二人为“俞龙戚虎”。龙明显比虎强，所以，当时的人，对俞大猷的评价，还要高于戚继光。只不过相对于处事圆滑的戚继光，同为抗倭名将的俞大猷性情刚直、不知变通，被朝廷猜忌和排挤打压。
在嘉靖三十七年，俞大猷先后杀倭寇四五千人，几乎平定倭患，但是由于官军将倭寇围攻一年不能攻破，作为俞大猷上官的总督胡宗宪，便认为让倭寇出走更有利，于是便打算暗地放开防线，诱使敌人四散逃跑后再逐个击破对方，因此并没有配合俞大猷督兵追击。以至于事后御史李瑚就此事上疏弹劾胡宗宪。而身为官场老油条的胡宗宪，便一推二五六，直接将罪责推到俞大猷头上，嘉靖皇帝大怒，下令逮捕俞大猷。
直到嘉靖三十八年。含冤入狱的俞大猷，被好朋友陆炳花以重金保释出来，去大同巡抚李文进麾下，防备蒙古入侵。
到任后，俞大猷发现明朝步兵和蒙古骑兵作战，最害怕被蒙古骑兵突入阵中。因为，那样会导致全军崩溃。任凭蒙古骑兵砍杀。为了让孱弱的明军步兵能对抗这些来去如风的蒙古骑兵。
俞大猷便根据蒙古骑兵的特点，又总结了含冤去世的着名军事家曾铣的车营之法后，特地设计出了一种阻挡蒙古骑兵冲阵的独轮战车。自此中国的车营历程便拉开了序幕。
俞大猷的独轮战车，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在独轮车前面插上三四个矛头，阻挡蒙古骑兵的冲击。若是蒙古骑兵敢撞上来，直接就被车前的三四个矛头给捅穿了。而独轮车后面的两个支架，会深深地扎在土里，防止独轮车被骑兵撞开。
这样一来，率先冲上来的蒙古骑兵，战马就会被扎死在车前，而骑兵，摔下马后，也会被明军杀死。后面冲上来的蒙古骑兵，只能撞到最先那匹战马的尸体上，不得前进。如此蒙古骑兵就无法突入明军步兵阵中了，而明军步兵也不会因为战阵被冲垮而溃败。
躲在独轮战车阵后面的明军，可以用火枪和弓箭杀伤蒙古骑兵。等到蒙古骑兵被独轮战车阵阻碍后，明军骑兵还可以从侧面冲出来，攻击失去了速度的蒙古骑兵侧翼。
通过独轮战车阻敌，火枪手和弓箭手不住射击，最后派出明军骑兵冲击被逼停后丧失了速度的蒙古骑兵，这一整套的战术。大同镇多次打败了入侵的蒙古骑兵，俞大猷也因此而被免罪。
他留下的车营战法，也大大影响了后来包括戚继光在内的明朝众多将领。而《皇朝》之中，地处东北的平国在招揽到了俞大猷这样的名将后，自然也不会放过独轮战车这种破骑杀器。
虽然说，这玩意在《皇朝》评价中仅为白银级别，威力和破骑效率上远逊于黄金级别的的胡斯车堡和后来戚继光在此基础上改进出的改良偏厢车。但因为构造简单，在推广大面积运用上远远胜于二者。
在雄鹰联盟和苍狼联盟近几个月来的大小战争中。俞家军凭借着这些独轮战车，多次绽放锋芒，予以联军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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