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对于财政司而言，自是省了很大的事，毕竟做财政预算这种东西，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大了，而朝廷对于帝国的管理也不可能做得那么细致。一切围绕着田亩籍册来展开，似乎起到了一个“旱涝保收”的效果。
然而，朝廷每年的支出却不是固定的，只要这份不确定性还存在，就永远不可能高枕无忧，财政司还得应时调整，一劳永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新税制下，朝廷根据田亩数目从诸道收取固定税收，地方道司再从下属州府县邑收取赋税，如此层次分明，但有一个极其明显的问题，那就是目前的田地确权，籍册数目，那数据当真是真实准确的吗？
不言而喻，这本质上只是税改到一定地步后，经过无数次纠缠碰撞之后，中央与地方达成的一种妥协。
也就是说，不管是道司也好，还是下属州府县乡也好，似乎都只需上缴固定税额即可，那么基于田册的固定税额之外呢？
还有，田亩确权造册之后，是否就一成不变了？土地交易后造成各家土地数目变化，从而产生的税费差距，这个如何把控，中枢其能监察得这般细致？
水田便旱田，旱田变水田；富田过渡利用后肥力下降变成中下田；田地种植不同作物，税收上是否应该有所差别，如果有，是否会影响基础粮食作物产出......
总之，围绕着土地，能产生无数的疑问甚至是矛盾，而这些都不是中枢朝廷真正能够把握的。
这些问题，最终只能放给地方政府，而一旦放任，那么以封建官僚根深蒂固的秉性，那么旧的问题，新的矛盾，一起涌出来，是大概率的事情。
因此，那些始终排斥税改，希望恢复旧制的臣子，他们的反对并不是毫无道理，也并非全然基于私利而提出反对意见。
毕竟，依着从前，按人头派税赋，每一人，每一户，照章纳税，岂不比复杂的地税简单省便？
说到底，大汉的税改，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于，将纳税依据从人头变成了土地，这其中是有突破性改变的。
这是世祖皇帝基于实现一个“相对公平”而进行的改革创新，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作为实际执行者新一代君臣，却逐渐发现，这条路实在太难走了。
在新税制下，对于朝廷的监督能力，对官员的治政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实事求是地说，绝大部分的官吏，都不具备处理复杂税收导致的复杂民生、政治、经济问题。
面临着这般现实的情况，刘旸最终选择了妥协，也是不得已之下的选择。也正是触及到了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刘旸才决定及时刹车，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君主专制帝国，有些问题，尤其在土地问题上，只能改良，而不能改革，因为改革必死，必乱。
也正因如此，作为世祖皇帝的第一继承人，刘旸对他老人家开拓策略的理解，才又多了一层深刻的理解。
尤其是经历过“川蜀之乱”后，对所谓的“泄洪所”，才有了一丝豁然开朗般的明悟。
显而易见的是，新税制下的大汉帝国，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矛盾。在这样的环境下，统治阶级要么完成一场自我进化，进一步强化对帝国、对黔首下民的控制，要么就只能在不断地捂盖子、压矛盾的过程中筋疲力竭，直到帝国尽头，而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的，仍然只可能是改良。
而就当下的雍熙王朝而言，能够做的，也致力于做的，还是调和阶级矛盾，这也是刘旸正在进行的“新政”的本质。
至于税改，平心而论，到此时的程度，不管是朝廷权威所及，还是官吏能力所限，亦或是既得利益者的忍受，导游到达一种极限平衡，再不依不饶，对所有人都不好。
因此，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风向已经逐渐改了，这种变化身处局中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并自上而下，层层传递下去。由此，大汉帝国从中央到地方，方才恢复了明面上的风平浪静。
然而，真的能静下吗？
妥协后刘旸与大汉朝廷，并非没有退后半步，相反，在“调和路线”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定，法制的口号每月每日都在喊，雍熙四年春闱录取的明法科进士人数破天荒地达到了78人，对于不法勋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打击，更是坚决如初。
这是真正被刘旸视为“执政方针”的东西，也是人治体制下，维护体制、巩固统治的做法，历朝历代，但凡能做到刘旸这样的程度，距离所谓盛世也就不远了。
因此，在刘旸登基后的第四个年头，大汉帝国整体上开始呈现出一种政治清明、军事强大、文化繁荣、经济活跃、社会矛盾缓解的状态，帝国开始在他的统治下迈向下一个巅峰。
但是，该有的问题，它依旧存在，哪怕朝廷压制得比较厉害，并且，时不时地还能来一个“惊喜”。
比如呈收敛姿态的权贵与地主们，他们当真老实了吗？事实上，在朝廷监管不及的地方，一切都是照旧的，朝廷的每一项规定，每个制度，都有避让的余地，他们也擅长钻空子。
法制的时代，都有无数的漏洞可钻，何况人治的时代，有太多人能堂而皇之地逾越乃至践踏所谓的法律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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