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最终没有把他的怀表给我。
我问他，心理医生靠着一号办公室外墙无所事事：“哦，我忘带了。”
自从我回普林顿庄园，我们见面的时间就减少了。他回来汇报工作时还是会顺路来我这里，靠着办公桌聊天，发表对战争的看法，但是次数不再那么频繁。
有一次我去办事，靠着伦敦街头灰色的电线杆等巴士，正巧撞见风流医生开着军用吉普带小女朋友兜风。他看见我招手有点尴尬，不情不愿的把车停下来，探出头。
“搭顺风车？”
“去唐宁街7号。”
阿诺德有点担忧：“白厅？艾伦，你别参与得太深了。”
“没事。”
我坐在后座，他的大胸脯女朋友在副驾驶，十八九岁的姑娘，小鸟依人。至少D杯，衣服上的香水味熏得人打喷嚏。
我跟他打手势——口味变重了啊。
阿诺德通过反光镜瞥到了，他显得有点不自在：“呃，我和珍是第一次约会，正好碰见你。”
他的小女朋友回头看我：“嗨，帅哥。你叫什么名字？”
“艾伦。”我保持风度翩翩绅士形象：“艾伦.卡斯特。能为你效劳吗，小姐？”
小女朋友回头：“你朋友挺无趣的。他平时都这样吗？”
阿诺德哈哈大笑：“他是数学家。剑桥数学系毕业的。”
他问我：“你和加西亚先生怎么样了？”
我耸肩：“挺好，就那样。”
阿诺德似乎有点诧异，但没有再追问下去。穿过特拉法加广场就是白厅的大理石走廊，吉普转进左边的小街，街角的灰色墙砖上着“Downing street”的牌子。阿诺德把车停在一栋白色建筑外面，让小女朋友在车内等着。
我眯起眼睛抬头辨认：
内阁作战办公室。唐宁街7号。
“艾伦，”他叫住我，犹豫了片刻：“如果你是要去见C，谨慎一点。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就告诉我。”
我很诧异。
“你知道C？”
“我不知道，我爷爷知道。他是情报局真正的BOSS，加西亚先生负责军情六处，林德曼负责军情五处，他掌握整个情报局。”
“C长得什么样？”
“我不知道，很少有人真正见过他。你见面就知道了。”
他往吉普走去，夕阳把街道和他的影子都拉得很长。
我叫住他，指指吉普：“阿诺德，那是第几个女人？”
“我们分开后第三个。”他想了想，好像觉得不对：“好像我们本来也没在一起过？”
“你该找个人定下来了。”
风流医生挥挥手：“我还想再玩几年。”
就像我告诉阿诺德一样，我和安得蒙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甚至没有时间见他。安妮告诉我，加西亚先生一半的时间都不在普林顿庄园。他具体在哪里我无从知道。
接到文件，我5月13日回到一号办公室，腿上绑着石膏，拄着拐杖，开始正式解密机的设计工作。
我一直在思考C的批文：
请转军情六处政府密码学院，艾伦.卡斯特。（C）
这意味着C绕过安得蒙直接联系我，提名由我设计“迷”的解密机。
对此安得蒙没有给我任何解释，他只是在我回去后的第二天签署了一份文件，说明由我全权领导一号办公室。
文件是女助理安妮交给我的，安得蒙的花字体签名就在最后一页末尾。
“艾伦，加西亚先生真信任你。”安妮扬了扬波浪形卷发：“不然他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位置给你。”
她看着我：“我听到荷兰投降的消息了。艾伦，我们能胜利，是吗？”
我说：“我们会胜利的。”
“听说纳粹在焚烧犹太人和外国特工。”
“加西亚先生不会派你去占领区执行任务的。”我尽量安慰她：“你在国内很安全，别怕。你走了谁帮他处理事情？会没事的。”
我发现安妮竟然有些微微发抖。
她点了点头：“我会没事的。”
安妮用力抓住我的手臂：“六月底，你一定要把解密机做出来。”
在这之后很长时间，我再也没有见到安妮。
后来人们告诉我，荷兰投降后我们的情报网络受到沉重打击，有四个重要谍报同事被纳粹逮捕，送往位奥斯威辛集中营。安得蒙提出救援计划，安妮主动要求前往占领区贿赂集中营的纳粹军官。
她走的前一天为安得蒙送了的最后一份文件，在走廊里拦下我，说：
“艾伦，六月底，你一定要把解密机做出来。”
自此，我正式成为一号办公室的负责人。
5月31号，我终于拆去了腿上该死的石膏那天，被告知要见C本人。
其间我只见到安得蒙几次。
他换了一辆车，劳斯莱斯幻影III，依然是黑色。我几次看见彼得拉开车门，他从后座下来，身边跟着不认识的人。
正是午餐时间，我去餐厅，在走廊和上安得蒙擦肩而过。
他叫住我：“艾伦。”
安得蒙穿得很正式，浅灰色西服配深色领带，像是刚从重要场合回来。这是琳娜事件后我第一次见到他。
他站在一幅静物油画的复制品前面，画里落在早餐蜂蜜面包上的阳光似乎穿透画布，流泻到了他浅金色头发上。他更消瘦了，腰挺得很值，抿着嘴唇，眼眶因为过度劳累而凹陷下去，目光却显得炯炯有神。他一向很要强，从来不向我露出脆弱的一面，所以这一次我见到的又是那个军情六处负责人，强硬派领导人物安得蒙.加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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