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一部分工业部门如纺织、煤矿、造船、制革等部门长期处于萧条状态，开工不足，不少工人失业。再者，由于企业集中程度高，兼并之风盛行，中小企业受排挤，财富分配变得悬殊起来。据中华帝国商务委员会1926年关于国家财富及收入的报告中说：“国内占人口1％的最大资本家占有财富达59％；占人口12％的小资本家占有财富达33％；而占人口87％的包括产业工人、小农及小店主等广大人口只有8％的财富”。到1927年，15家大公司集团控制了全中华帝国电力的80％，20个集团控制了98.5％的跨省输送电路等。1927年约30％的中华帝国家庭总收入在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不足14％。
当然，就中华帝国的国民人均收入而言，依然是全世界最高的。贫富差距只是相对于本国国民自身而言，如果跟欧美国家的同等阶层的人相比的话，中华帝国国民依然是最富裕的。
第四，这一时期的中华帝国国民盛行分期付款的赊购制度，1924年，中华帝国财政厅已经停止对汽车等奢侈品的补贴法案，但国民已经离不开汽车了，到了1927年，60％的汽车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的，而且国民的品位不断提升，普通的代步车已经不喜欢了，专挑昂贵的轿车。其他如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到私人豪华住宅和别墅也大量采取赊购的方式。
第五，这一时期投机活动猖獗，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大量发行，大企业主、金融寡头大搞投机倒把，普通的中华帝国国民也被卷入大买股票寻求发财的热潮中去。
还有，国际经济中的潜在因素也加深了国内经济问题的严重程度。到1925年，欧洲等地区国家共欠中华帝国133亿龙币的债款。欧洲的贫困和中华帝国的高额关税，使中华帝国的海外市场日益缩小。
当然，中华帝国的地方官员也是这些问题的始作俑者。对于中华帝国官员们来说，他们本身不缺钱，因为帝国政府奉行高薪养廉政策，官员的收入足够他和他的家庭生活所需了，加上廉政公署和人民检察院的强力监督，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的问题极低，几年也没有一件。但是，帝国官员们都想往上爬，他们没有生活负担，但有政治压力，每年帝国中央选拔提升官员都靠政绩来衡量，因此各省州地方市县官员为了他们的政绩，往往盲目号召当地人民做事，盲目进行投资建设，例如房地产开发、银行信贷、工业股票投资等，不需要商人们出面，政府官员为了提高政绩就会主动号召，这些都埋下了很多问题和隐患。
每个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华帝国繁荣的背后，这些隐藏着的问题都说明中华帝国的经济发展虽然走在世界各国前列，但经济危机的不祥征兆已经开始出现。
所有问题其实最终都会反映到金融问题上面来，中华帝国内阁已经就此召开的多次会议，商讨对策。
战后的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拥有黄金最多的国家，国家黄金储备2.5万吨，民间黄金储备约0.9万吨，占据全球黄金总量的95%。这笔巨额黄金储备，保证了中华帝国金本位制经济体系的稳定和繁荣，龙币凭此成为国际通用货币，可以跟黄金直接兑换的硬通货。但是在全球黄金年产量上面，却不是最多的。
中华帝国本土大陆区的黄金年产量不过90吨左右，光华二十七六年的数据统计表明，中华帝国长城以南地区的黄金年开采量极低，总产量不足5吨。不过，随着中华帝国对北疆地区的持续大开发，西伯利亚地区的金矿成为中华帝国本土主要金矿生产基地。主要金矿集中在西伯利亚的马加丹州科隆马河地区，年产黄金22吨，阿穆尔州腾达外兴安岭金矿区，年产黄金13吨，西伯利亚中部的阿尔丹河和亚纶那河地区，年产黄金25吨，西伯利亚西部的叶塞尼河中上游金矿区，年产黄金15吨。另外，西疆、南疆每年分别贡献5吨和3吨黄金左右。
而中华帝国的海外领地当中，阿拉斯加、古巴、波多黎各等地每年还可以贡献10吨左右的黄金。
不过，中华帝国的黄金矿业公司在共荣圈内的各个联邦成员国境内却控制了大量的金矿区，每年向中华帝国贡献120多吨黄金。重要的金矿区包括在在澳洲的伯丁顿金矿区年产量20吨黄金，卡尔古利金矿区年产量25吨；在巴布亚境内的格拉斯伯格金矿区每年向中华帝国贡献56吨黄金。
整体上，中华帝国每年可以获得220吨黄金左右，但这只能勉强维持中华帝国的经济繁荣。原因是中华帝国在战后成为全球唯一的经济强国，经济增长强劲，到了光华二十七年时，中华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00亿龙币大关，以20%的速度高速增长，按照流通货币应是GDP增长速度的1.5倍和货物流通量的2倍的乘加和值来计算，中华帝国央行应该在光华二十八年额外发行200亿至300亿的龙币用作世面流通所需，这样才可以保证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问题，最大限度的维持经济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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