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法国军方秘密进行毒气弹试验，但还是被敌对的英德两国间谍发现，从1898年开始，英国和德国军方陆续建立了相关毒气弹实验室。
1898年3月，中国中央情报局从英国截获了该项机密。几个月后，北洋科技重工和北洋兵器重工分别接到王辰浩的命令，联合组建化学武器研究小组，展开化学毒气制剂的研究工作和毒气弹的武器级试验。
英法德三国的武器级毒气弹试验全部都不在本土，在各国的海外殖民地进行。因此中国的化学武器研究小组选择在加罗林群岛进行试验，由于加罗林群岛不被世界所关注，群岛上可供试验的动物很多，即便毒气弹泄露，当地土著也只当是热带病爆发，没有人会知道加罗林群岛正在进行毒气弹试验。
继核物理工程、化学武器工程之后，第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细菌病毒的研究也在北洋科技重工立项。细菌病毒武器太危险了，搞不好就会害人害己得不偿失，为此王辰浩虽然批准成立了关于细菌病毒的专项研究工程，但严格限制在医学病理研究之内，没有王辰浩的批准，任何单位无权将细菌病毒转移至武器级别，细菌病毒的研究严格限制在生物医学实验室内，不得扩散。
王辰浩不想首先使用细菌武器，但不能排除未来会爆发生化战争。王辰浩想到的是一旦爆发生化战争，不能只想跟敌人同归于尽，自保放在第一位。一战后期全世界大规模爆发高致命性流感病毒，那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一战期间各国陆续开始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战争，扩散的毒气最终导致普通的流感细菌变异，造成10亿人感染，4000万人死亡的世纪大悲剧。死亡人口数字不包括中国在内，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民不聊生，一座万人城镇全死光了也没人关心。
王辰浩不敢对这件事放松，因为他想着趁着一战大发战争财，他深信那时候的中国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将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如果遭到大流感的冲击，王辰浩和他的北洋政府必须及时的拿出来有效的解决办法，否则国家经济和人民遭受重创的同时，王辰浩的个人政绩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王辰浩采取未雨绸缪的办法，率先展开细菌病毒方面的研究，培养病毒方面的专家，建立一系列应对突发病毒的成熟化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当全世界爆发大流感病毒袭击的时候，王辰浩得以坚挺的站在国民面前，底气十足的大吼“有我在，不用怕”。
北洋科技设立生物病毒研究室后，第一个科研站却在台湾基隆，研究的也不是流感病毒，而是鼠疫病毒。1898年台湾基隆地区爆发洪水，洪水过后便带来了瘟疫，很快被证实是鼠疫。
鼠疫便是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在欧洲结束后并未消除，而是向其他地区蔓延。到了近代，黑死病已经演变成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指的是从1855年始于中国云南省的一场重大鼠疫。这次世界性大流行以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超过了前两次而出名。这场鼠疫蔓延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先从云南传入贵州、广州、香港、福州、厦门等地后，这些地方死亡人数就达10万多人。中国南方的鼠疫还迅速蔓延到印度，1899年传到美国旧金山，也波及到欧洲和非洲，在10 年期间就传到77个港口的60多个国家，超过2200万人的人死于这场鼠疫，中国缺乏对鼠疫的应对能力，超过800万人死亡，其次是印度，也有700多万人死亡。
王辰浩知道这场鼠疫将持续到1959年，因此对于鼠疫的防治工作同样重要，因此当台湾爆发鼠疫后，王辰浩立即命北洋科技派出专业的医疗队伍和病毒专家，采集鼠疫样本，针对研制防治药物。
由于工作展开的及时，使得基隆疫情得到了控制，降低三分之二的死亡率。由这时开始，北洋政府卫生部也正式建立了卫生防疫部门，专门对全国各地疫情区进行专项整治，大大降低了疫情在中国的传播。
卫生防疫部门的建立，除了让国民一致称赞外，北洋医药公司更为此打开了国内药品市场，获利丰厚。而国内继北洋医药公司之后，陆续建立了十几家医药企业，他们都获得了北洋科技生物医药实验室的技术帮助，从事各种医药生产，并借助国家政策迅速发展起来，填补国内多项医药生产空白，加速了中国医药体系的建设进程。
国民们沉浸在政府各项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喜悦当中，却不知军方每天都高度紧绷着神经，预防敌人的入侵。
边境摩擦、边境冲突一直在发生，中国周边地区虎豹豺狼环视，每天都会发生一些小插曲，只不过敌我双方都保持着克制，小打小闹一下即可，都在尽力避免武装冲突。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月，边境摩擦事件此起彼伏，超过了之前的最高纪录。各国军队似乎都想在世纪末的最后一个月炫耀一下武力，以证明他们在这个世纪里一直是强者。
沙俄政府在中俄战争结束后，一直在归还领土问题上阳奉阴违，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部分还在沙俄的实际控制当中，而沙哑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战俘的事情也同样被中国军方一拖再拖，数万沙俄战俘一直在当免费劳工，为中国军队修筑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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