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点半到八点，在三艘“狮”级的重炮面前，“台湾”号仅仅坚持了半个小时。
这是最为重要，也最为关键的半个小时。
战后，在绝大部分人看来，正是“台湾”号单独抵挡住了英国本土舰队的炮击，让第41舰队的另外三艘战列舰没有受到威胁，同时让第42舰队的四艘战列舰可以放心大胆的收拾第21舰队的二艘战列舰，才为第四舰队获得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当然，对战局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有白佑彬的战术决策。
英国本土舰队司令官霍顿的战术风格也起到了不少的作用。
如果换成了其他人来指挥本土舰队，恐怕遭到重创的就不仅仅是“台湾”号了。当时，本土舰队的三艘战列舰占领了丁字头，处于最有利的位置。在此情况下，三艘“狮”级战列舰肯定应该放慢航行速度，尽量提高炮击命中率，并且依次打击朝其驶来的四艘“省”级战列舰。只要战术安排得当，就很有可能重创四艘“省”级战列舰，甚至击沉其中一到二艘，从而彻底改变战场上的局面。
问题就是，霍顿并不是那种敢于冒险的指挥官。
从英国本土舰队这几年的表现来看，霍顿属于稳重有余，进取不足的那类将领。即便在形势相对有利的情况下，他首先考虑的不是歼灭敌人，而是保全自身的实力，避免承受过大的损失。
前面已经提到过，霍顿的指挥风格在之前三年中收到了卓有成效的成果。
可是，当他面对截然不同的战场环境，面对截然不同的局势时，却没有变通，仍然采取了极为保守的打法。在“台湾”号朝着三艘“狮”级战列舰冲过去的时候，霍顿不但没有下令减速，反而下令将航速提高了二节。也许有人会认为，霍顿下令提速，是为了炮击“台湾”号后面的另外三艘“省”级战列舰。实际上，直到“台湾”号退出战斗，三艘“狮”级战列舰才转移炮口，朝“广东”号开火。显然，霍顿不是在寻找歼敌的机会，而是在进行战术规避。
如果霍顿在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主动避让，那就确实让人难以理解了。
不过换个角度，也许就能明白霍顿采取避让战术的原因。
从综合战斗力上看，“狮”级远不如“省”级，最多与“皇帝”级乙型战列舰持平。另外，“狮”级的防护能力远不如“衣阿华”级，随着距离逼近，“省”级的主炮随时都有可能击穿“狮”级的装甲。
另外，当时第21舰队正在向本土舰队西面航行。即便斯普鲁恩斯更换了旗舰，他也没有失去对舰队的指挥能力。按照第21舰队的航线来看，斯普鲁恩斯肯定想用本土舰队来对付穷追不舍的第42舰队里的四艘“皇帝”级乙型战列舰，从而获得喘息，甚至是逃离战场的机会。
在此情况下，如果本土舰队放手对付第41舰队的四艘战列舰，最终很有可能遭到第四舰队里所有战列舰的夹击。结果将不言而喻，斯普鲁恩斯不会留下来给霍顿陪葬。在成功“掩护”第21舰队撤退之后，本土舰队将成为第21舰队的替死鬼。
由此可见，霍顿主动避让，就是不想成为牺牲品。
随着“台湾”号在遭到重创之后主动撤退，战场上的局势再次发生了变化。
此时，杨定方的表现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在确定舰队旗舰失去了指挥能力之后，杨定方立即接过了指挥权，“武宗”号成为了舰队的临时旗舰。同时，杨定方立即向三艘还在作战的“省”级战列舰下达了新的命令，并且调整了四艘“皇帝”级乙型战列舰的行动。
以“广东”号为首的三艘“省”级战列舰首先提速。
这么做，除了能够掩护“台湾”号向南撤退之外，还能逼迫英国本土舰队尽快向西转向，从而在进入战列炮战阶段的时候，控制住交战距离，让英国本土舰队不能随心所欲的离开战场。
紧接着，四艘“皇帝”级乙型战列舰的速度也提高到了二十四节。这是当时“武宗”号与“世宗”号能够达到的最大速度。
随着四艘“皇帝”级乙型战列舰加速赶上来，英国本土舰队的优势将变得荡然无存。
当时，“肯塔基”号已经丧失了全部战斗力，“路易斯安那”号也仅有二门主炮还能继续开火。在此情况下，第21舰队是否投入战斗，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杨定方的战术意图也很简单：集中全部力量，打残英国本土舰队。
只要七艘战列舰能够正常发挥，就能在炮战中干掉，或者重创三艘“狮”级战列舰。到时候，即便霍顿想主动撤退，也没有那个能力。
因为四艘“皇帝”级乙型战列舰在对付“缅因”号与“明尼苏达”号的时候用了不少的时间，所以不能及时赶到，最快也只能在八点半左右追上英国本土舰队，所以局势并没有立即变得对第四舰队有利。
在杨定方赶上来之前，三艘“省”级战列舰要单独面对三艘“狮”级战列舰。
另外，在此之前，杨定方与白佑彬都先后投入了一支驱逐舰编队与一支巡洋舰编队，向第21舰队与英国本土舰队发动了鱼雷攻击，此时第四舰队里只有一支驱逐舰编队可以调动，而二只巡洋舰编队还没有重新恢复队列，难以发动有效的鱼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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