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白佑彬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将他的分析告诉了几名参谋。
最终，所有人就一个问题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尼米兹肯定安排了伏击第一舰队的计划。
除此之外，几个参谋就其他问题都有不同的意见。
主要的分歧就是，前方的美军舰队突然转向加速，是尼米兹放弃了伏击第一舰队的行动，还是这原本就是伏击计划的一部分。
于右任比较偏向于后者，认为这是早就确定好的。
蓝凌波则偏向于前者，认为尼米兹已经放弃了伏击行动。
杨定方与毕长胜等几个参谋则态度模糊，没有明确的观点。
按照于右任的分析，美军舰队很有可能在两天前就发现了“沈阳”号，在这两天之内，尼米兹肯定会调整作战计划。如果尼米兹知道帝国海军出动了十二艘补给舰，并且派遣第32舰队前来迎接第一舰队，则很有可能提前打响伏击战。如此一来，首先得改变伏击地点，其次得让担任诱敌任务的舰队加快航速。结果就是，前方的美军舰队突然加速转向，奔向了新的伏击海域！
按照蓝凌波的分析，美军舰队即便在两天前发现了“沈阳”号，却没有攻击“沈阳”号，这只是伏击第一舰队计划中的一部分。随着帝国海军大举出动，如果第32舰队在此时杀向珍珠港，截断美军舰队的退路，尼米兹就只能放弃伏击计划。如此一来，他首先要调回第53舰队，然后让担任诱敌任务的舰队转向前往珍珠港。因此美军舰队才会突然加速转向。另外，要想击败第一舰队，美军需要投入所有主力舰。而第53舰队的四艘老式战列舰的航速都只能达到二十节，如果临时调整伏击地点，第53舰队很有可能无法准时到达新的伏击海域，从而导致美军用五艘快速战列舰迎战第一舰队的八艘快速战列舰。尼米兹不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决定，因此只能放弃伏击行动。
很明显，于右任的观点比较保守，认为应该见好就收，不要再与敌人纠缠下去了，更不应该拿帝国海军最宝贵的八艘快速战列舰去冒险赌博。蓝凌波的观点则比较激进，认为这是干掉美军五艘快速战列舰的最好机会。到时候，即便无法找到第53舰队，只要能够打掉美军的五艘快速战列舰，帝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能获得绝对的战略优势。
在两名主要参谋激烈争论的时候，白佑彬一如既往的保持了沉默。
海战本来就是赌博，任何一名舰队指挥官都是赌徒，区别只是有的赌技高一点，有的差一点；有的赌资雄厚一点，有的薄弱一点；有的胆量大一点，有的小一点；有的看得更清楚一点，有的看得模糊一点。正是这些差别，决定了舰队指挥官的能力有高有低，有强有弱，也决定了海战的胜负。
当然，最关键的就是能否看穿对方的底牌。
现在，白佑彬最想知道的就是尼米兹的底牌，或者说尼米兹的底线与基本意图。
这可以分成两点，一是尼米兹受到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总统的压力有多大；二是尼米兹对太平洋战争的战略规划，特别是美国海军在未来一到两年内的战略规划。
如果总统的压力太大，尼米兹很有可能在条件不太有利的情况下让美军太平洋舰队与第一舰队决战。毫无疑问，这是最好的情况，同时也是白佑彬梦寐以求的局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舰队才有足够的把握干掉美军太平洋舰队。
如果尼米兹的战略规划是在一到两年内夺去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并且获得战略优势，就会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寻找第一舰队决战，而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美军太平洋舰队伏击第一舰队。可以说，这是白佑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如果尼米兹的目的只是维持太平洋战场上的相对均衡态势，就很有可能避免与第一舰队决战，从而保存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力量，好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应付帝国海军的战略进攻。这样一来，第一舰队就很难找到与美军决战的机会。
由此可见，当时白佑彬面对的局势有多么复杂。
他并不是没有将参谋的意见听进去，不然也不会让参谋讨论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只在他看来，于右任与蓝凌波的观点都有可取之处，可也都有疏漏。
于右任并没有意识到，美军舰队转向加速，很有可能是尼米兹意识到第一舰队不再存在燃油问题，有可能加速追赶“诱饵舰队”，从而让第一舰队在到达伏击海域之前就追上了诱饵舰队，并且最终吃掉了诱饵。到时候，即便第一舰队遭到重创，不是第53舰队的对手，那四艘老式战列舰都很难追上第一舰队。如此一来，为了避免“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结局，尼米兹只能改变伏击计划，并且让诱饵舰队加速转向。
蓝凌波的分析也有一点欠缺，那就是第一舰队很有可能与第32舰队会合，在得到补给的同时，还得到了第32舰队的掩护。如此一来，即便美军集中太平洋上的所有战舰，都不见得是帝国海军的对手。在此情况下，尼米兹别无选择，只能鸣金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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