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峥看杨溥神色有些动荣，继续道：“你看宋朝，疆土不及我大明一半，人口也比不上我大明，但宋代却是所有朝代最为富裕的时代，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他的百姓土地并不多，可从熙宁十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宋朝的赋税靠的不是土地，而是商业，而商业要取得大发展，靠的是什么，请恕我大胆假设，是科技！”
“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不知阁老大人对下官这个说法认同不认同？”杨峥瞥了一眼杨溥。
杨溥道：“老夫看未必吧？”
杨峥知道在这个时代，是小农经济的时代，人们看重的是农业，尤其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了以农为本的调子，后来的皇帝也基本上延续了这种祖宗规矩，不曾改变过，因为压榨百姓的赋税，来提高国库，这个结果，所以大明的国库，也是大一统王朝最穷的一个，在明隆庆五年（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
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这足以说明构成宋朝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
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叛乱爆发，朝廷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获得这种好处的，就是宋朝没有将百姓固定在土地上，而是大力发展商业，加上科技的突飞猛进，大宋一朝百姓的生活水准，始终在一个绝无仅有的高度，以至于到了后期，北宋重臣司马光都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不少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可见当时的宋朝是生活水平是如此之高“。
可这种延续经过元朝后，并没有延续下去，尤其是朱元璋见不得商人穿金戴银，处处限制，加上朱程理学根深蒂固，天下人以读书为荣，理学唯我独尊，原本宋朝创造的良好开端，经过大元一朝，到大明由于朱元璋的局限，科技早已引起不起众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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