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为克服这些蔽害，必须提出“立志”。立志，就是不以科场得失为目标，而以“义利之辨”来决定做人的标准；这就是去名利之念，不徇流俗，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他以为，以这种态度来问学，才得“正学”。否则，“更历之多”、“讲习之熟”，也只能适得其反。
故他说：“为辞章从事场屋，今所未免。苟志于道，是安能害之哉？”“士而有识，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进不负所学而有以自达，使千载之弊一旦而反诸其正……。”只要为“士”者以义利之辨来决定“去就”，就可使科举的“千载之弊”而得“反诸其正”。
虽说是从南宋心学上支持了自己，但一来，杨溥位高权重的身份，二来杨溥的人品，素来为时人所敬重，他这么声援杨峥的逻辑学，那足以说明，这个逻辑学还是有些好处的，一时反对声音小多了，三来，这段话是南宋理学大家陆九渊所说，此人与朱熹同时，两人都是理学家。陆学直接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心学”，认为“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他认为人们的心和理都是天赋的，永恒不变的，仁义礼智信等也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不是外铄的。
学的目的就在于穷此理，尽此心。人难免受物欲的蒙蔽，受了蒙蔽，心就不灵，理就不明，必须通过师友讲学，切磋琢磨，鞭策自己，以恢复心的本然。修养功夫在于求诸内，存心养心。具体方法是切己体察﹐求其放心﹐明义利之辨。自称这种方法为“简易功夫”﹐是“立乎其大者”﹐是“知本”﹐是“明本心”。至于读书﹐则最重视《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要求联系日用事物讽咏自得﹐反对习注疏章句之学﹐场屋之文﹐以谋求利禄。他和朱熹常相辩难。他们二人有两次会讲颇具影响﹐第一次是在淳熙二年“鹅湖之会”(鹅湖书院旧地﹐在今江西铅山县)﹐朱熹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以陆九渊的教法太简易﹐陆九渊主张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朱熹的教法为支离。第二次是在淳熙八年，朱请陆登白鹿洞书院讲堂﹐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则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固之疾﹐当共守勿忘。
朱熹晚年曾劝学者兼取两家之长﹐并对陆表示敬意。有人曾劝陆九渊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此举虽没分出身负，但从南宋后，不时有人质疑朱熹的学说，而朱熹的后人，门人也没能反驳，所以给世人留下了朱熹的学说是大有问题的，杨溥此时引用陆九渊的这番话，用意再明显不过了，朱熹的理学虽是科举必读之物，但也未必全然都是正确的，人家陆九渊早就质疑过，他质疑得，为何杨峥质疑不得这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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