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年，大学士夏言也指出：“近年以来，皇亲侯伯凭籍宠昵，奏讨无厌，而朝廷眷顾优隆，赐予无节。其所赐土地多是受人投献，将民间产业夺而有之。”
户部尚书李敏所云：“臣等切惟帝王之治，惟在谨其法令之行而已。先王之世，信赏必罚，法若尽一，是以令出惟行，而人不敢犯。后世治不如古，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内产则妨于贵家，于是令出而有不行，去玩而不知畏。今日之事，弊之甚而害之大者，莫有如求讨庄田一事……仰惟列圣深知前弊，节降敕旨戒谕，禁革至严且切，奈何近年以来，讨求庄田章疏络绎不绝……既得陇复望蜀者比比皆然，下夺小民之利，上亏公道之赋莫甚于此。所以然者，诚以禁求讨，求讨者有时而得恩；禁投献，而投献者有时而脱罪。以是，为官者不知之足，而为其下者，全无忌惮也”。这些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早已看清楚了投献身的危害，这种风气，其实就是皇亲贵族凭恃受赐田地特权掠夺土地。恩赐不停，投献不止。赐田和优免特权的存在，是产生投献在制度上的根源。妄行投献的“奸人”则藉此攀附权势，邀功取赏。他们以贵族为“护身之符”，投充校尉、家人、庄头，“凭陵官府，苦害军民。从而肥了自己，而害了国家。
其实这种危害，从弘治皇后的后，大明历代皇帝都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几乎每代也都要颁发禁令、禁律，有的甚至十分严厉，却没得到了实际的效果，到明末的时候，土地兼并成风，终酿成李自成等人农民起义，当然了这是后话，这里咱们且不多说，重新回到主题，陈刚没想到朱高煦出手如此阔绰，不知为何，心头有嫉妒，自己一直跟着汉王，这些年鞍前马后，可没少做事，也没见汉王如此阔绰过，这李浚不过是个御史而已，竟得到良田十倾，不免有些不是味儿。
朱高煦似看出了他的心思，道：“陈大人，你为本王鞍前马后，这份功劳本王自是知晓，待他日本王成就了大事，本王一定重重有赏，绝不比这李浚差了！”
这话儿无疑是一颗定心丸，陈刚大喜，道：“末将领命，这就把这个给李浚送去！”
朱高煦点了点头道：”你去吧？“
李家在乐安州也算是大户人家，族中人口也有四十多口人，族中弟子除了诵读诗书外，其余众人多从事务农，日子并不宽容，但也不紧吧，在乐安州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大户人家，加上家中出了李浚这号人物，所以在乐安州倒也没人小看了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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